分类: 银行史

  • 鲜花和香料

    在16世纪30年代,荷兰大部分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买卖狂热中。人们变卖了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依靠借贷来投资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当这些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商品的价格出现暴跌,让许多人亏得倾家荡产。为了将那些急于寻求保护的人们从更大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政府采取了行动,结果却进一步加深了这次危机。

    究竟交易的是什么商品才能引起这些投资者、投机者和财富猎人的幻想呢?在当时,主要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和荷兰的商人,满世界地转悠以寻找能带回欧洲的奢侈品,其中之一就是一种在波斯和土耳其发现的非常特别的花卉。在16世纪中期,一位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宫廷的奥地利大使首次记录了这种花卉,在他的描述中,这种花卉没有或几乎没有气味。这种花卉很快在欧洲上流社会流行起来,特别是在荷兰,它就是郁金香。人们被它变化多端的颜色和美丽的外形所倾倒,于是郁金香很快成为财富和富裕的象征。

    对荷兰民众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并非野生郁金香,而是那些人工栽培的品种,其中多数都带有一种病毒,使得它们的花瓣有着非常罕见的形状,同时也令它们难以生长,因此变得非常稀有和令人向往。1636年,人们对于郁金香的喜好已经超出了其美丽的外表,郁金香球茎成为一种投机工具。这首先在行内人士之间流行,后来逐渐蔓延到普通大众。投资者购买它们的目的不再是其最终开花时的美学价值,而是希望其价格上涨。一位叫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的记者在其1841年出版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将此现象称为“郁金香狂热”。尽管他所描述的细节并不完全正确,但这个名字却非常贴切。

    由于大家都在收集郁金香,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被炒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一个哈勒姆 [1] 的交易者愿意为一个单独的球茎支付其一半的家产,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获利,而是把它种植在自家的温室中以获得亲朋好友的钦佩”,麦凯在其书中写道。“永远的奥古斯都”(the Semper Augustus)是一种非常名贵的种类,它的花瓣展现出引人注目的红白色条纹,其价值与占地12英亩 [2] 的房屋的价值相等;在另一些时候,则能换到一辆包括两匹马及相应马具的马车,再加一大笔金钱。在整个荷兰,这种郁金香的数量都非常稀少,它们的所有者需承担不进行大规模种植的特别义务,以维持它们的稀有性。

    渐渐地,各种故事开始满天飞。例如,一个水手把一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当早餐吃了,因为他以为那是洋葱,结果惹怒了球茎的所有者而被判以监禁几个月的重罪。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英国植物学家的,他在一位富有的荷兰人家的温室里找到一个不知名的球茎,并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将其剥开并切成细片,这引起了球茎主人的暴怒,球茎主人告诉他,他刚才毁了一个“上将范德艾克” [3] 。

    在郁金香热陷入疯狂后,许多大城市中的股票交易所都成立了郁金香交易市场,以便于交易稀有的郁金香。在没有股票交易所的小城镇,酒馆则成为这些郁金香狂热者的聚集地点,富人和穷人在其中肩并肩地交易球茎。“贵族、市民、农民、技工、海员、男仆、女佣,甚至烟囱清扫工和年迈的洗衣工都在涉足郁金香”,麦凯的书中这样提到。

    郁金香球茎必须在夏末种植,而在来年的四五月开花,花期一般为一到两周。随后,原有的球茎会消失,在原来的地方将出现一个新的球茎和一些可能存在的芽。它们可在6月初被挖出来,但必须在9月被重新种植下去。因此,郁金香球茎的实际交易只能在夏季的四个月。但在其余的八个月,交易者并不会休息,在这个时间段内,买家和卖家会达成在夏季交割郁金香球茎的协议。交易者就郁金香的种类、球茎的数量或重量、价格、货物交割和货款支付的日期等达成一致。在今天,这种交易被称为远期合约:球茎的实际交割被推迟到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立即执行的合约被称为现货交易。)

    为了规范这些交易者,相关的法律被制定出来。花商们还组织了自律协会,并聘请了专业的郁金香公证人。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交易活动还是很快演变为一种赌博。许多有产者变卖了他们的财产来购买郁金香。为了获得钱款投资郁金香球茎,人们不惜以很低的价格出售房屋和地产。

    人们开始为了获利而交易球茎,这导致球茎的价格以螺旋式上涨的方式不断创出新高。在1637年早期,一些品种的单个郁金香球茎价格已超过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手工艺人年收入的10倍。最终清醒的交易者开始意识到这些花仅仅是花而已。在1637年2月,泡沫破灭了,而交易者只剩下了大量一文不值的球茎。麦凯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许多已经脱离了底层生活的人们,都被通通打回了原形。大量的商人直接沦为了乞丐,贵族们则眼看着他们的房屋转为他人所有而无法赎回”。

    当郁金香球茎泡沫破灭后,买家拒绝为获得这个毫无用途的商品支付费用。一天天过去,违约事件在整个荷兰层出不穷。卖家试图通过司法系统来获得法律救助,但法院却没有提供帮助。法官认定这些郁金香合同中的财务争议与赌博债务毫无差异,因此拒绝牵涉其中。

    郁金香交易者在公开会议中大声宣泄他们的愤怒。(小部分及时处理掉存货并将资金投到海外基金中的幸运儿则保持沉默,因此也没有导致邻居的仇视。)全国各地的交易者代表都汇聚到阿姆斯特丹——荷兰和整个欧洲的贸易中心,向那些有经验的人请教解决办法。这些有经验的人提出了一个好主意:让买家和卖家自己设计一个计划。不满情绪继续增长,吵得最大声的是那些郁金香买家,其中包括大量的地方官员,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但现在面临遭受全部损失的风险。他们希望解除购买这些一文不值的商品的义务。交易者转而求助于海牙地方法院。经过三个月的商议,法官采用了一个老借口来回避此事: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出决定。

    最终,在1637年2月24日,荷兰花商协会发布了一项法令。首先,在1636年11月30日之前达成的郁金香合约都宣告无效;其次,在1636年11月30日~1637年春季之间的买家在向卖家支付协议价格的3.5%~10%的罚金之后,可以免除其购买义务。这个罚金比例显著高于传统商业活动。最初,买家有义务按合同购买球茎,现在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如果球茎价格在交割日低于合同价格,买家可以退出交易。买家所需做的就是向卖家支付一笔金额相对小的权利金。此时传统的远期协议演变为所谓的期权协议。荷兰议会及时地批准了该法令。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结果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卖家最多只能获得合约规定金额的10%,而买家则抱怨即使是这样的价格,相对于一文不值的球茎而言也太高了。但新的规定也创造了新的机会:由于交易的风险已经限定在协议金额的一小部分,许多商人形成了盈利预期,而期权交易市场也产生了。如果以前的价格像天一般高,现在则降到了一个温和的范围内。

    最终,在2月末,荷兰当局叫停了所有交易,价格垂直下跌。“当时那些持有郁金香存货而不够走运的商人尽可能冷静地承担他们的损失”,麦凯评论道。整个国家都经受了郁金香狂热的后遗症。“全国的商业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许多年之后才得以恢复。”这一段历史对后世来说是一个教训——虽然并不经常被吸取——既说明了人们对奢侈品的奇想,也显示了交易中潜藏的风险。

    郁金香狂热作为一次最惊人的市场非理性事件,可以被归因于人类的愚蠢,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98年的倒闭则是厄运、腐败和无能的综合结果。这个公司的发展历史与第一个正式期权交易市场有密切联系。

    一切都由香料开始。自古以来,人们就尝试为采集和打猎活动中所获取的淡而无味的食物增加更多味道。盐就是一个例子,它增加了食物的口感但却非常昂贵。公元1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描述道:“最初士兵的收入就是盐,而‘收入’(salarium)这个词就来源于盐(salt)。”常被用于制药和储藏药剂的异国调味品,则更加昂贵。在中世纪,如肉桂、黑胡椒、小茴香、肉豆蔻、姜、藏红花和丁香等香料是欧洲最奢侈的物品,只有那些富有和有权势的人才能大量使用这些香料来对肉类进行调味。像丝绸、纺织品、象牙、宝石和药一样,那些喜好冒险的航海家从遥远的地方带回了香料。它们的原产地通常是遥远的岛屿,其位置被交易者视为秘密。这种探险非常昂贵,不仅是因为备齐船和船员需要大量费用,而且许多船只都无法安全返回。在当时,海难非常普遍,由此引起的人员和财物损失都需要考虑在内。

    尽管有种种风险,香料的贸易却非常兴旺。相对于盐、鲱鱼、小麦和酒类贸易的微薄利润,香料贸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受巨额盈利预期的诱惑,大量船只通过危险的好望角航线开往印度、爪哇、婆罗洲和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航海国家有效地垄断了与东方的贸易。但其他国家,主要是荷兰的交易者,也希望能在这个赚钱的生意中分一杯羹,因此开始资助这种高风险的探险活动。伊比利亚人对这些新竞争者并不友好,为了将这些挑战者排除在他们的盈利活动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外籍船只关闭了他们的码头。这导致了荷兰奢侈品短缺和香料价格的上涨。

    不管怎样,荷兰人坚持了下来。他们意识到由单个商人所支持的船队难以完成他们的航行。因此,在1602年,17个商人联合组建了荷兰联合王国特许东印度公司(VOC),简称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由六个“商会”组成,阿姆斯特丹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的合伙经营方式并不罕见,几千年来,商人联盟一直进行着陆路和海路运输的合伙经营,在单一航程中形成临时的合伙关系,在航程结束后归还资金并分配利润。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有所不同,它是一项长期的投资,最初设定年限为21年,此后特许执照更新了很多次,一共持续了两个世纪。此外,合伙人并不局限于商人,对公司经营并无贡献的普通市民也可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并承担资金盈亏和获取分红。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被称为“十七绅士”的17位董事来决定所有事务:多少船从哪个码头出发、航行的目的地、出发时运输的货物以及回程携带的货物种类等。这些董事决定如何出售货物,以及是将资金投资于以后的航程还是向普通股东,即参与人分配红利。参与人对公司事务没有发言权,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权利去检查账簿,唯一职能就是在董事们决定分红时获得红利。如果他们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满意,或者对较低的红利感到失望,他们可以将股份归还给公司并要回资金,至少在初期他们可以这样做。若干年之后,新的条款允许股份可以通过在交易所出售获得资金返还。我将在下文再次提到这点,这一举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荷兰政府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去约束荷兰东印度公司,毕竟每个人都可以从财富的增长和更高的税收中获利。政府授予了该公司垄断的权利和广泛的特权:除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外的其他人均不允许从荷兰派船前往好望角东部区域和麦哲伦海峡西部区域,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进行这些地区的贸易。如果公司的首席股东认为有必要发动战争来保护公司的利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执照甚至授予其在海外领土,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以及更远的区域,发动战争的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它拥有150条商船,并由20000名水手和50000名平民来进行服务。更有甚者,它还控制了40条战船和10000名士兵。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航线连接了阿姆斯特丹与非洲、印度、波斯湾、日本和中国,但并不局限于东方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印度的纺织品、中国的茶、印度尼西亚的胡椒、日本的银器、阿拉伯和爪哇的咖啡,当然还有来自各地的香料。它还深入涉足了波斯湾、桑给巴尔、锡兰、印度、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岛之间的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了香料与盐、盐与丁香、丁香与黄金、黄金与茶、茶与丝绸、丝绸与铜币、铜币与香料等之间的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并不宁静,反而非常嘈杂,总是伴随着战争的铿锵声。该公司通过火与剑来获得垄断地位:残忍的军事行动、对当地民众的大量屠杀、对欧洲竞争者的暗杀等。对班达群岛(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些小岛屿)的入侵和占领,让公司垄断了肉豆蔻树及其果实,而对锡兰和孟加锡的占领则让公司分别获得了肉桂和丁香。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香料贸易的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许多高产量区域将香料作物连根拔除,并将这些贵重作物集中种植在被该公司控制的单独岛屿上。为了进一步打击曾经的竞争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那些被来往欧洲的商船视为中转站的港口城市。此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的贸易商远远地落在了荷兰后边。

    尽管开展贸易和发动战争成本很高,荷兰东印度公司仍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平均而言,荷兰东印度公司半年度拍卖会上拍卖品的售价为其初始成本的三倍,而稀有香料的价格经常达到其初始成本的300倍。即使扣除建造和装备船只的成本,并考虑后续损失和海难,公司经营的头50年的年均红利率超过16%。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带动了整个荷兰,壮丽的建筑物、伦勃朗和维梅尔的画作,以及其他一切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富裕。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仅阿姆斯特丹就有1000多人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购买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少的投资了20荷兰盾,多的则达85000荷兰盾。对该公司股票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在股票还未真正发行前,它的价格就已经超出面值10%~15%。毕竟进行申购没有坏处,因为根据法律,股份可以返还给交易所并获得先前所支付的资金。

    在1609年,董事们决议不再返还本金。股票的持有人必须始终持有股票,不管经营是好是坏,但这种将个人的资金锁定在公司股票上许多年的做法可能会导致问题。对于分红额或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太满意的股东可能希望卖掉这些股票;一旦股东突然患病、需要翻新房屋或遇到女儿出嫁等事件时,都有可能需要额外的资金,如果资金被锁定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人们该如何才能使用这笔财富呢?

    一个让股东出售其所持股票的所谓二级市场被建立了起来,这是一个股票交易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可以在那买卖,因此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第一家发行能自由交易股票的公司。该股票的价格波动很剧烈,通常依赖于公司近期航程的运气好坏,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测的。狡猾的交易员很快学到,他们可以利用战争或和平、海难或安全航程、市场充裕或短缺等谣言来影响股票价格。在它存在的头些年中,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资本年均换手6%~7%。到1607年,只有2/3的初始所有者还在继续持有。

    外国人也被吸引来购买公司的股票,每次交易后,新买家的名字需要被登记在公司的股东账簿中。但只有当公司账簿公开时才能登记新股东,而这通常是为了记录红利支付。为了允许市场在每天而非在这些少数时间里运营,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发展出了一种所谓的远期交易。当买家和卖家达成协议时,一个“未来合约”将被记录下来,而真实的交割——支付资金和为股票的新拥有者进行股东登记——则在未来的特定日期发生。

    远期交易有助于抵消未来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因为当协议达成时,交易的价格和日期已经被确定下来,所有相关的参数都事先知晓,因此没有了不确定性。但仍存在一种风险:如果在这一期间价格上涨,卖家会后悔他的决定,因为他本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以获得更多资金;而当价格下跌时,买家则会痛揍自己,因为他本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以更少的资金获得股票。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在更多地谈论后悔而不是风险。(当交易的一方违反他的义务时,当然会存在风险,但在一个良好运作的法庭系统下,这类行为将会被纠正。)

    除了允许股东交易他们所持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之外,该股票市场对于荷兰经济还有额外的利好因素:企业家经常需要借入资金以维持经营和扩展他们的生意。为了担保贷款,这些商人需要提供他们的生意、房屋或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品,贷款的利率则由抵押品的安全性和当贷款违约时抵押品的变现能力所决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则是很好的抵押品,这家公司非常知名,公司股东账簿对股份所有权进行了清晰的登记,并且股票可以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很方便地售出,因此贷款人几乎没有抵押品难以变现的风险。这最终导致了利率的下降,而有利于整体经济。

    荷兰东印度公司自身也利用了这一可能性。该公司成立时的全部股本为650万荷兰盾,在公司的整个存续期内,没有进一步募集新的资金。那么该公司是如何为其不断增长的生意融资的呢?答案是借钱。短期资本需求通过发行为期12个月的债券来满足,该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充当抵押品。

    然而,对于贷款人而言还存在一个问题:当贷款到期时股票的价值为多少?如果一个商人按照股票价值的90%来借入资金,在该年中股票价格下跌20%,贷款人将遭遇困难,毕竟借款人有充分的理由来违约。他可以不偿还贷款而规避债务,而贷款人只剩下价值少于其贷款金额的股票,此时借款人损失的仅仅是其良好商誉。贷款人需要某种保护来规避这种情景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期权市场在郁金香泡沫破灭后不久就成立了。

    贷款人需要保护抵押品的价值。由于担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下跌,贷款人会寻找一个认为股票价格不会跌的人,接下来这两个人会达成一种新的交易。假设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为100荷兰盾。不妨称那位借出钱并且害怕股价下跌的人为悲观先生,而那位认为股价不会跌的人为乐观先生。

    悲观先生向乐观先生支付3荷兰盾的费用,作为交换,乐观先生需在一年之后以100荷兰盾的价格向悲观先生买1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如果后者要求的话。除了支付这笔费用之外,悲观先生并无义务做任何事。在到期日,如果股价只有90荷兰盾,悲观先生将要求乐观先生以100荷兰盾的价格从他那里买股票。即使到时悲观先生可能并不持有股票(可能借款人并没有违约,因此并不需要移交抵押品),这并没有问题,悲观先生只需从市场中以90荷兰盾的价格买入股票并移交给沮丧的乐观先生即可,乐观先生需向他支付100荷兰盾。最终,乐观先生损失了7荷兰盾——他最初收到3荷兰盾,但后来买股票损失了10荷兰盾。此外,悲观先生将会收到他年初就希望的100荷兰盾,所需付出的费用也就3荷兰盾而已。

    假设年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上涨为110荷兰盾。在到期日,悲观先生当然不会把价值110荷兰盾的股票以100荷兰盾卖掉,(他可能并没有股票,因为初始借款人显然会还钱,并保留价值更高的股票。)该期权会单纯地到期。乐观先生会很高兴,因为他赚了3荷兰盾的费用。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样的合约被称为看跌期权。我将在下面更多地介绍看跌期权,并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多地介绍所有种类的期权,现在我们可以很充分地把期权看做某种形式的保险。在付出很小金额的权利金后,看跌期权的买家获得了一个在未来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卖出标的资产的权利,即便是到时股票价值已经下跌了不少,并且他不承担必须这样做的义务,如果价格上涨,他会任由该期权到期而不兑现。另一方面,如果期权的买家提出要求,期权的卖家则有义务以事前确定的价格买入该标的资产。

    听上去有点让人糊涂吧?17世纪的荷兰投机者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约瑟夫·德拉维加(Joseph de la Vega)在1688年决定出版《乱中之乱》一书,以解释股票交易中的复杂性。该书的全称为《乱中之乱:一位敏锐的哲学家、一位精明的商人和一位博学的股票持有人之间的严肃对话,描述了股票价格的起源、语源、真实性、赌博性和图形》。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交易股票的投机者会出版一本介绍如何在西班牙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书,要知道西班牙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为了解释这个,我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约瑟夫·德拉维加,首位书面阐述期权的人。

    约瑟夫·德拉维加大约是在1650年生于一个马拉诺家庭。马拉诺人是指被西班牙宗教裁判力量强制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与其他大多数被杀害或驱逐的同胞不同,马拉诺人留在了西班牙,假装信仰基督教,私下里仍继续保持了他们的犹太人信仰,他们秘密地遵循他们的传统。例如,他们会每周五晚上在橱柜上点蜡烛来庆祝安息日。约瑟夫的出生地迄今仍未确定,他可能生于西班牙城市埃斯帕乔,这是他父亲的故乡;也可能生于阿姆斯特丹,这是他的家人逃离宗教裁判所后的最终目的地。他的双亲分别叫艾萨克·彭索·费利克斯(Isaac Penso Felix)和埃斯特·德拉维加(Esther de la Vega)。他母亲来自于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族,这个家族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建了一间犹太教学校。后来一些年里,约瑟夫常间隔着用他俩的名字:彭索和德拉维加。

    尽管遭受了各种苦难,约瑟夫的父亲仍坚持他的犹太信仰。在被关在西班牙的一个地牢里时,他发誓只要自己获释,就会恢复自己的犹太信仰,并离开这个不好客的国家。后来的确是这样,在被放出监狱之后,他就逃到了安特卫普,并迅速恢复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艾萨克最终成了一名富有的银行家,不过他从没有忘记自己不幸的过去。他成了一个慈善家,把他收入的1/10捐给慈善事业和穷人。有人说在1683年去世前,他为慈善事业一共捐献了80000荷兰盾(相当于一名技术工人年收入的500倍)。

    艾萨克和埃斯特一共有5个儿子,约瑟夫是老二。他在17岁时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用希伯来语写的三幕戏剧。受年少时马拉诺身份的影响,这个年轻人形成了对善良的追求。后来德拉维加开始从商,并成了一位富有的商人。但他从没放弃对文学的喜爱,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关于道德和哲学的文章、对王子的颂词和小说等。这些小说在当时尤其受欢迎。

    而在今天,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则与股票市场相关。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他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一方面是为了向那些没有参与金融业务的人描述“这个在欧洲所有生意中最诚实和最有用的生意”;另一方面,他出于娱乐和警告的目的,揭露了那些不诚实的人所使用的诡计和背信弃义行为。

    本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精神,德拉维加为《乱中之乱》设计了四段对话(或用三人谈更恰当),包括一个商人、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投机者。其中由多疑的哲学家和商人提出问题,而投机者则赞美股票市场的好处,当然还解释它的复杂性。他描述了股票市场是什么,人们如何交易,各种交易类型、投机策略,以及荷兰交易公司的运作方式等。在这本书中,德拉维加表现出对饱受嘲笑的投机职业的尊敬。

    第一段对话是关于证券交易的起源、交易涉及的对象和各种交易类型。第二段对话中,作者则转向了股票价格和导致价格变化的原因、牛市和熊市、投机的原则、预期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和市场参与者的不理性行为。第三段对话中,作者重点关注了股票交易所的活动,包括各种类型的交易和运作方式,以及经纪人的活动和行为。第四段对话则考察了看多者和看空者的动机和通常令人难以捉摸的行为。

    德拉维加不喜欢看空者,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持有证券的公司会遭遇坏运气,他们盼望海难、战争、叛乱或糟糕的生意状况,即使这并不能真正影响该公司的命运(但谁知道呢)。毫不奇怪的是,看空者在书中被描述为负面的、不爱国的独断专行者,但看多者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两类交易者都经常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他们会假装悄悄地告诉同伙一些实际上错误的信息,并确保旁边的交易员能够听到他们的话;把装有假的秘密信息的信封扔在过道上,本意看多却假装自己看空,诸如此类。第四段对话中充斥了投机者试图影响价格向其期望的方向变动而采用的诡计,以及交易员联盟为阻止这些诡计而采取的反击方法。

    德拉维加还描述了一些难题。例如,持有某公司股票的经纪人在收到一个客户的大笔卖出该公司股票的指令时,他应该忠实地执行该指令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下跌吗?为了向该商人和哲学家说明股票交易的机制,德拉维加讲了一些真实的故事。例如,一个看多者来到一家咖啡馆,假装自己有关于某公司的重要新闻,当被问到该股票现在交易的价格时,他会向上加几个百分点,并无缘无故地宣称自己收到了许多买入指令。周围的其他投资者可能会相信该股票已经上涨并会上涨更多,因此急匆匆地来到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处要求买入股票。与此同时,第一位经纪人会回到股票交易所,看到其他经纪人下达买入指令,此时他可以以很高的价格把自己的股票卖给他们,为自己赚一大笔钱。

    德拉维加的许多建议在今天仍有效:不要给任何人关于买卖股票的建议;保留你的利润,不要为错过的机会后悔;不要一直持有你的股票,就像你和她结婚了一样;在这个游戏中赚钱,你需要资金和耐性;对事件的预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比该事件本身还大。当代的许多投资者可能会在心中接受这个建议:“如果幸运女神伸出了她的手,你会交易得很顺利,谦卑地接受它并赞扬自己的好运气。不要用傲慢来对待命运的一击。”

    股票交易所是每个人的竞赛场,德拉维加写道,在其中很难避免顽固和偏见。他指出,任何职业、任何性格和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在市场中释放压力。哲学家会发现野蛮的行为,数学家会发现非理性的数字,占星家则可以识别出他们的幸运星,诗人可以提高他们的想象力,律师可以提高他们的诡辩术,理发师认为他们可以给每个人用香皂打泡沫,航海家会发现令人激动的冒险,士兵则有了释放自己聪明的通道,画家可以在此找到灵感,被抛弃的情人忘记自己的不愉快,绅士可以表现他们的耐心,而农夫则可以展示他们的粗鲁。法国人可以找到释放他们激情的方法,英国人可以展现他们的急性子,西班牙人会不停咒骂,土耳其人会大声地说话,意大利人可以利用他们的伪善,荷兰人会表现出他们的冷血,德国人会体现出他们的傲慢,波兰人则总是表现得夸夸其谈。

    《乱中之乱》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肤浅的小册子,它对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很深的研究。在第一段对话的末尾,德拉维加谈论了期权(opsies),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有限,但在运气好时能不断获得利润增长”的交易方式。期权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optio,意思是交易的一方有决定是否执行他的期权的权利,而另一方则只有义务。

    接下来他通过一个实例对期权交易进行了实际描述。假设当前一个荷兰公司的股票价格为580荷兰盾,该公司满载高利润商品的商船正从印度驶来,而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都是和平的。基于这些理由,某投资者认为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该投资者非常谨慎,他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他并不愿意承担股票价格下跌的风险,因此他进行了一笔期权交易。他找到一个交易商,该交易商愿意接受一笔特定数量的钱,即权利金,并承担在未来某个特定日期以每股600荷兰盾的价格卖出该公司股票的义务。当交易双方就权利金金额达成协议后,该投资者支付了权利金并在获得大笔盈利的希望中等待着到期日的到来。他所能损失的最大金额就是他事先所支付的权利金。

    接下来会怎样呢?在到期日,有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股票价格低于600荷兰盾,此时该投资者将不会以每股600荷兰盾的价格来购买股票。他没有义务必须买股票,因为交割股票的义务在另一方身上,因此他任由期权到期并让交易商保留权利金。另一种情况是,在到期日股票价格高于600荷兰盾,此时交易商须在股票交易所以高价买进股票,然后以每股600荷兰盾的价格向投资者交割。该投资者在获得这些股票后,可以在股票交易所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卖掉而获利。市场价格超过600荷兰盾的金额在扣除事先支付的权利金之后的剩余部分,将是该投资者的利润。用现在的说法,交易的一方向另一方支付权利金并获得购买股票的权利的交易,被称为“看涨期权交易”。

    德拉维加也对现在称为“看跌期权”的交易进行了解释。假设某投资者认为某公司股票价格将会下跌,可能是因为战争即将爆发、神秘的海难、市场上丁香的过剩和香料价格的下跌等原因,则该投资者希望以当前的价格卖出该公司股票,并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执行。他在当前高价时卖出股票获得资金,并在未来处于相对低价时把股票买回来,他将从这个高卖低买的价差中获利。然而,他同样担心他的判断有可能会是错的,股票价格可能上涨而不是下跌。因此他找到一个交易商,该交易商愿意在当前获得一笔权利金,并承担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以当前确定的价格买入股票的义务。

    假设当前确定的价格为600荷兰盾,如果在到期日股票价格变为580荷兰盾,该投资者可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股票并将其以600荷兰盾的价格卖给交易对手。该交易对手必须接受20荷兰盾的损失(实际损失需减去事先获得的权利金),而该投资者将获得20荷兰盾的利润(减去权利金)。如果在到期日股票价格超过600荷兰盾,该投资者则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通过支付权利金,他购买了这个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股票并卖给交易对手的权利,而不是承担义务。因此,他的损失限制在了他所支付的权利金。

    对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期权交易的首次描述是由德拉维加完成的。《乱中之乱》成为畅销书并很快被翻译为英文。该书是股票市场交易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该书中所叙述的提示和技巧帮助威廉三世国王的顾问在伦敦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军队跨越英吉利海峡对抗路易十四国王的军事行动。不幸的是,这本书非常晦涩,难以阅读。大量的双关语,以及数不清的来自圣经、希腊神话和当代文学的故事,让简单的原理显得非常艰深,而这些描述除了显示作者的博学之外并无实际用处。

    德拉维加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今天。欧洲证券交易所联盟(the Feder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y Exchanges)认为,“德拉维加的观察非常精准,与今天的市场也高度相关”。在2000年,该联盟发起了一个用德拉维加名字命名的年度奖项,以奖励那些“与欧洲证券市场相关的杰出研究成果”。

    该书的初版已经成为收藏品,苏富比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卖过一次,拍卖商认为该书价值6000英镑,而实际成交价格为其三倍。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郁金香狂热的伤害中安全地存活了下来,并在其存续的第一个世纪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营良好,让很多股东都成了富翁。1720年,即该公司成立120年后,公司股票的价值为其初始价值的12倍。但随着时间推移,该公司的好运走到了尽头。1708年,两家英国公司合并成立了英格兰与东印度群岛交易商人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并在几年后更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它很快开始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霸权。来自法国的竞争也同样开始增加。与此同时,国内的斗争和海外的动荡让荷兰东印度公司焦头烂额,收入和利润开始持续下降。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削弱了荷兰,并确立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这进一步毁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前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一直顺风顺水,而到了18世纪则似乎诸事不顺。为了迎合投资者的要求,该公司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措施:支付超过其承受水平的红利。错误的管理和腐败给这个公司带来了更多的问题。178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跌到其初始发行价的1/4,只有其历史最高价的2%。

    随着债务的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开始难以维持。1799年12月31日,在其成立的两个世纪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在其存续的198年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共发出了4700船次,总计载有近100万水手、士兵和商人。对于这个曾经自豪和辉煌的公司而言,这样的结局有些凄惨。荷兰政府接管了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这些海外资产后来成了荷兰殖民力量的基础。

    尽管是在郁金香狂热的混乱中期权合约才开始有突出表现,但在期权合约流行于阿姆斯特丹之前,类似的协议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了。《创世纪》中描述了雅各布(Jacob)的故事,他为了迎娶蕾切尔(Rachel)而为拉班工作了7年。原则上在其工作期满时他可以不娶蕾切尔而单独离开,并将7年的劳务视为为获得迎娶蕾切尔这个权利(而非义务)所支付的权利金。随着故事的展开,拉班违约让其更大的女儿莉亚(Leah)代替了漂亮的蕾切尔。考虑到拉班这一不够坦诚的性格,在7年甚至14年后他是否会允许雅各布离开都值得怀疑。从这个方面而言,该合约看上去更像同时约束拉班和雅各布的远期合约,而不是期权合约。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介绍过一个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的故事。一些诽谤者取笑这位思想家,声称他之所以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想法。泰勒斯决定证明他们的错误。这位聪明人士通过观测天象,预见到下一年橄榄将获丰收。在收获之前的那个冬天,他用少量的积蓄预订了该城市里所有的橄榄压榨机。当收获季节到来时,所有压榨机都处于这个哲学家的控制之下,那些先前聪明的人不得不向这个哲学家支付他所要求的金钱以便加工他们的橄榄。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怀疑泰勒斯的智慧。

    在古代,罗马人和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海运和贸易活动中使用了与期权类似的合约。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犹太商人带着他们关于金融和金融市场的知识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之前,伊斯兰教条下的犹太人在西班牙非常成功。但接下来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让黑暗笼罩了整个犹太人社区。1492年,天主教统治者阿拉贡国王费迪南(King 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Queen Isabella of Castile)强迫犹太人选择改变信仰或者死亡。犹太人中的幸运者被驱逐出境而搬迁到葡萄牙,但他们在那里也不受欢迎,并在五年后被再次驱逐。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犹太人,如约瑟夫·德拉维加的父亲被吸引到荷兰。当时荷兰还属于西班牙的领地,但对不同宗教较为包容,因此成为受迫害的新教徒、圣公会信徒和犹太人的避难所。犹太人给新家园不仅带来了他们的传统,还带来了商业活动和与金融相关的知识。在这个环境中,德拉维加和同一教派的其他人开始发达起来。但伪善和偏执仍难以去除,当地行业协会的大门仍对犹太人关闭。犹太人同样不被允许从事律师行业,结果许多移民成了物理学家、外交官,尤其是商人和贸易商。贸易商的经营活动有利于所在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运作和经济功能有着较大贡献。德拉维加的书就是明证。

    [1] 哈勒姆,荷兰西部一城市。——译者注
    [2] 1英亩=4046.86平方米。
    [3] 上将范德艾克(Admiral van der Eyck),郁金香的一种。——译者注

  • 被冷落的教授

    正式的金融市场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第一个基础性的数学理论诞生于一个30岁的法国数学学生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是路易斯·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尽管这篇文章获得了论文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赞扬,但却被遗忘了将近50年。当一位后来首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将它重新翻出来时,人们才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开创性。

    受环境所迫,路易斯·巴舍利耶早年成了一名商人,但他对数学和研究的热爱最终战胜了所有困难。他1870年生于法国北部勒阿弗尔市(Le Havre)的一个富足家庭,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个酒商,而他的母亲则来自一个银行家世家。当路易斯19岁时,灾难降临到这个家庭。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在四个月之后去世了。路易斯,这个刚刚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的小男生,不得不开始照顾他的家庭和经营家庭的生意。因此,天才的巴舍利耶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为期两年的竞赛(concours)预备课程,这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数学比赛,直到现在也是法国培养科学家苗子的必要程序。这导致他无法进入诸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之类的一流大学,这个不足伴随了巴舍利耶的一生。此外,当他21岁时,巴舍利耶还被招入军队服了一年的兵役。

    在服完兵役后,巴舍利耶来到巴黎,并于1892年在交易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所供职的公司名称和职位目前已不得而知。当时每个股票经纪人都需要大量的助手来传递消息,尽管电话在15年之前就已经被发明了出来,但尚未获得广泛的应用。另外还有很多其他事需要人工完成。当时巴舍利耶有可能是一个带着客户指令从办公室向“环形场地”快速奔跑的办事员,也可能是一个记录账簿的会计员,还可能是一个从事文书工作的登记员。不管他的职位是什么,这份工作让他积累了理解金融证券市场内在运作机制的必要经验。稍后我们会看到,他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很好的应用。

    在交易所的这段时间里,巴舍利耶获得了对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的非凡理解,但他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股票经纪人。在存了一些钱之后,他马上回到高中毕业之后就被中断的学业中来。他在索邦大学学习了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保罗·阿佩尔(Paul Appell)、埃米尔·皮卡( mile Picard)和约瑟夫·布辛奈斯克(Joseph Boussinesq)这些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课程,这为他打下了纯数学和数理物理学的坚实基础。特别地,他学习了热力学。那个用来描述热循环的扩散方程,后来成为巴舍利耶用来分析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的工具之一。

    在学校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为了获得第一个介于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之间的学位,他需要通过微积分、力学和天文学课程的考试。巴舍利耶勉强通过了这些考试,有时还补考多次,并经常在通过的同学中排名最后或接近最后。当然,这个评价可能太苛刻了,因为从法国的大学系统中毕业是非常困难的,能够坚持到最后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此外,巴舍利耶相对于他的同学在起点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在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在大学预科学习两年的数学预科课程。

    最终,巴舍利耶获得了数学学位。这一路艰辛并没有阻止他前进的脚步,他进一步争取更高级的文凭。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投机的理论》,文中主要讨论与投机相关的问题。索邦大学的任何一个数学家都没有涉足过这一领域。

    1900年3月29日,也就是他30岁生日之后的两周半,巴舍利耶迎来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由庞加莱、阿佩尔和布辛奈斯克等人组成。他表现得非常好,根据当时索邦大学的要求,巴舍利耶还需为另一篇关于流体动力学的论文答辩。就第二篇论文而言,阿佩尔在报告中提到,这位博士候选人对于球体在液体中运动的理论掌握得非常好。不过,真正引起这个答辩委员会高级成员兴趣的还是巴舍利耶关于投机的论文。

    由庞加莱撰写并由三人签名的评语中充满了赞赏。然而,评语的开始却是一个警告,“巴舍利耶先生所选择的论文主题与我们其他候选人的传统选题有较大的偏差”。庞加莱继续写道,它的目标是将概率微积分应用到交易所的运作中。人们梦想拥有一个能让他们获得确定盈利的证券组合,但市场的法则排除了这样的好事。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也不可持续。此外,证券的买家认为价格会上涨,而卖家则认为价格会下跌,因此市场的最终价格变化会为零。在这个过程中,著名的高斯误差定律(law of errors of C.F.Gauss)——钟形曲线——成立,让价格的偏差不会非常大。1

    庞加莱认为巴舍利耶对高斯定律的推导,特别是将股票价格变动与热传播相对比的做法非常新颖。他对热流分析的结论可以几乎不变地应用到股票市场的结果非常惊讶,因为这两个问题看上去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为巴舍利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对这一部分作进一步分析感到遗憾。接下来他转为讨论我们现在认为是巴舍利耶成就的中心要素的这一部分,“期权价值与期现价差之间的关系”。庞加莱指出,这个关系可以通过在交易所进行实际观察来得到经验验证,但不要指望这个关系非常精确。当这个关系被破坏时,市场中交易者的交易会重新建立起这个平衡。

    巴舍利耶的论文接着讨论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在特定时期某个特定股票的价格为多少的概率是什么?”起初庞加莱想把这个问题写为“看上去无解”,但后来他划掉了“无解”并改为“第一眼看上去需要非常复杂的计算”。但论文的作者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强调道,通过“简短、简单和优雅的推导”。该报告以一个礼貌的结论来结尾:“总之,我们认为巴舍利耶先生应该被许可出版他的论文和获得赞赏。”

    接下来却是个巨大的失望。法国博士论文的评价有四种,第一种是“不值得考虑”,其含义和其名字差不多;第二种是“尚可”,其含义的英语意思和法语一样;第三种是“优秀”,这意味着比合格好一点;第四种才是真正的荣誉——“卓越”。巴舍利耶的论文只获得了第二高的评价。阿佩尔总结委员会的结论为:“本系对他的博士论文的评价是优秀。”这个比卓越低一等的评价伴随了巴舍利耶的一生。但是,作为一篇主题偏离纯数学的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这已经是能够给予的最高评价了。即使后来这篇论文作为一篇66页长的文章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学年鉴》(Annales scientifiques de l’ 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上发表,也没有给巴舍利耶带来丝毫安慰。

    在20世纪初,即使在好的年景里也很难在法国的大学里获得一份教职。当时整个国家只有大约50个提供给数学家的职位。在博士论文没有获得卓越评价的情况下,想获得一份教职基本是无望的,特别是这个人还不属于高等师范和综合理工所构成的熟人圈子时。2

    尽管巴舍利耶没有成功找到一份教职,但他没有放弃。依靠补助和奖学金,他继续进行着他的科学研究,使用赌博的术语和概念来发展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介绍)。巴舍利耶从1909年开始在索邦大学授课——不过是免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操作中应用概率微积分和特定问题的物理学类比”这一课程。1912年,他出版了《概率微积分》,这被许多同行认为超越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所写的关于该主题的著名论文。1913年,索邦大学开始向他支付薪水。一年之后,他的《赌博、机会和风险》一书出版,并售出了超过7000册。同样是在1914年,巴黎大学的委员会最终决定向巴舍利耶提供一份终身合同。

    正当情况变得越来越好时,坏运气再一次来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位44岁的自由职业科学家被征召进了军队。这使得他所希望的索邦大学的职位成为泡影。在整个战争期间,巴舍利耶都在活跃地执行任务。1918年12月31日,他作为一名副官复员,并在贝桑松大学、第戎大学和雷恩大学(Besancon,Dijon,and Rennes)担任替补教师,希望能够获得一个适合他才能和兴趣的职位。与此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研究和出版。

    他在第戎大学的经历特别难堪。这个大学考虑将他的临时性聘用转为长期职位,因此让该大学的力学权威莫里斯·热夫雷(Maurice Gevrey)对巴舍利耶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价。热夫雷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并不愿意把像巴舍利耶这样的人提升为他的同事,因此,他粗浅地审阅了巴舍利耶的工作成果,并认为他在巴舍利耶的论文中发现了一个错误。由于他不是专门研究概率论的,因此他向保罗·列维(Paul Lévy)寻求帮助。列维与热夫雷是学生时代的朋友,当时已是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著名教授。列维简单看了看这篇论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后就确认了这个错误,这让巴舍利耶与这个职位擦肩而过。后来得到这个职位的幸运候选人是一名聪明的数学家,名字是乔治·瑟夫(Georges Cerf)。你能够想到,瑟夫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巴舍利耶被激怒了,特别是他从没有得到一次解释的机会。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说清楚这个事,因为这个所谓的错误是他们理解错了。在热夫雷和列维所看的那篇文章中,他使用了一个计数的简写,并且认为无须特别说明,并且他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是这样做的。这个简写方法不是一个严谨的数学家所喜欢使用的,但在数理物理学中却被广泛使用和接受。在一封写给同行的公开信中,巴舍利耶述说了在受到列维极端不公平的对待(列维甚至没有花时间来了解他的工作成果)后,他的事业遭到了阻碍。

    一年之后,列维意识到他的确错怪了巴舍利耶。在阅读一篇由他所极度尊敬的俄国数学家安德雷·尼古拉耶维奇·柯尔莫戈洛夫(Andrey Nikolaevich Kolmogorov)所写的基础性文章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柯尔莫戈洛夫就对巴舍利耶的贡献给予了特别的表扬以及批评。他写道:“就我所知,巴舍利耶是首位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但接下来的评论则不是太好,他继续写道:“巴舍利耶的贡献并不具有数学上的严密性。”然而,即使这位著名数学家的赞扬非常有限,也已经足够促使列维更仔细地阅读一下巴舍利耶的文章,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为了维护他的信誉,他给巴舍利耶写了一封道歉信。在巴舍利耶去世前,这两个男人和解了。在他197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列维有限度地承认了巴舍利耶的先驱性工作,“就巴舍利耶1900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而言,并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选题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定义开始时是错误的。”紧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他一开始忽略了该文章,“我自己不认为有必要继续阅读他的文章,因为我被他最初的错误所震惊。而柯尔莫戈洛夫在其1931年的文章中引用了巴舍利耶……然后我就意识到我最初的结论是不公正的。”3

    在经历了第戎大学的灾难之后,巴舍利耶一边到处担任临时教师,一边继续作研究。例如,在他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还对π的小数点后707位数(当时所知的只有这么多位)是否以随机的顺序排列进行了研究。(他的答案:是。)4 1927年,贝桑松大学给当时57岁的巴舍利耶提供了一份终身教职。巴舍利耶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并一直干到10年之后才退休。在贝桑松大学工作期间,他没有再发表任何东西,完全忙于准备他的课程。在退休之后,他带着三本自费印刷的概率论书搬到了布列塔尼,与他的一个妹妹住在一起。他在1941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书。1946年4月29日,他离开了人世。

    虽然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他的工作成果被大多数主流数学家、经济学家和金融业界人士所忽略,但在法国他的成果还是不时被提及。1908年,一本由里尔科学学院(the Faculté de Sciences in Lille)教授罗伯特·蒙特索斯·巴罗瑞子爵(the Vicomte Robert de Montessus de Ballore)写的关于概率论及其应用的书引用了巴舍利耶的文章。同年,巴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安德烈·巴瑞(André Barriol)写的关于金融操作的理论和实践的书也引用了他的文章。两年之后,投机者莫里斯·吉尔德特(Maurice Gherardt)在其编写的《如何快速致富》的手册中展示了一个基于巴舍利耶理论的交易模型。

    当然,柯尔莫戈洛夫(在第10章将对他进行更详细的介绍)以及后来的列维都对他的成果非常熟悉。对他的想法还有另一个较早且很谨慎的接受者,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评论过巴舍利耶的一本书:“对于巴舍利耶的成果很难进行评价。这位作者很明显非常有能力并且坚持不懈,并有极大的数学独创性;毫无疑问,他的很多结论都非常新奇。然而,从整体上,我倾向于怀疑它们的价值,以及在某些重要情况下的有效性。”但接下来他限定了他的评判:“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这本书展示了不可被忽视的特质。”究竟这些特质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