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ankr

回顾帕乔利以来的会计发展史，我们觉得最经典的会计理论有两对：一是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二是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一）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有关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娄尔行和张为国（1991）、汤云为（1988a和b）等曾做过全面精辟的阐述。要点如下：
1．会计的基本特征或功能是以货币量来反映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后果，或企业占用的经济资源及使用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是一个计量技术或过程。计量模式由计量单位与计量属性所构成：前者指会计计量所用的尺度；后者指计量对象以货币量表示的特定属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在2018年出版的修订后的概念框架〈IASB，2018〉将计量属性改称为计量基础，但我们认为称计量属性更为恰当）。
2．会计计量问题可从资产计价和利润确定两个角度去研究。利润确定可基于两种观念：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前者通过期初和期末净资产的比较来确定利润，重点是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后者通过比较收入和费用来确定利润，重心是收入和费用的定时与配比。资产计价和利润确定既各有侧重，又紧密相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从计量确定利润的需要出发，资产负债表观强调资本保全，即划清本和利的界线，本不可分配，利可供分配。利润表观涉及会计分期、权责发生制、配比等重要概念，最根本的内核是成本补偿。已耗成本在未得到补偿前，自然不会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成本补偿和资本保全源于同一个目标，即确定何时有利润？多少利润？但两者各有侧重。成本补偿不足，资本势难保全。而要保全资本，必定以充分补偿成本为先决条件。
4．有关资本保全的理论分三种：（1）财务资本保全理论以财务资本概念为基础，将资本视为业主投入企业的货币量，主张所保全的应是以名义货币量表示的资本。利润是除和所有者往来外期间净资产的变动数，包括通过交易实现的资产负债价格涨跌部分。（2）一般购买力资本保全理论主张所保全的是以不变购买力代表的资本，利润表反映的是本期内与业主往来外购买力的变动。个别资产负债价格上涨超出一般物价上涨水平的部分才可确认为利润，其余作为资本调整，列入所有者权益。（3）实物资本保全理论主张所要保全的资本是以货币金额或实物量表示的原有生产经营能力。（二）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与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同等重要的会计基本观念或理论是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相对而言，决策有用观更强调财务报告有利于使用者做出有关资本分配的决策，而受托责任观更强调财务报告有利于使用者评估管理层履行经济资源受托责任的情况；决策有用观更强调资产负债表或存量信息的作用，而受托责任观更强调利润表或流量信息的作用；决策有用观更关注资产负债存量价值的变化，而受托责任观更关注盈利能力（特别是持续盈利能力）的变化；决策有用观更强调信息的预测价值和未来，而受托责任观更强调信息的反馈价值和过去；决策有用观更强调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的信息，而受托责任观更强调历史及摊余成本的信息；决策有用观更强调相关性，而受托责任观更强可靠性；决策有用观更偏向财务信息与投资回报关系的研究，而受托责任观更偏向财务信息与契约关系的研究。（三）经典会计理论的历史沿革若将以上资产负债表观或利润表观，和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的相对重要性联系起来，我们觉得帕乔利以来会计发展史可大致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1．工业革命前，资产负债表观和受托责任观为主。从帕乔利到工业革命前，会计以资产负债表观和受托责任观为主。因为那时，经济主体（我们此处只讨论私营经济体会计，而不涉及政府会计）都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规模小、业务简单，日、月、年等会计期间所获利润都可通过比较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存量来求得。
2．工业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利润表观和受托责任观为主。工业革命后，会计转向利润表观，同时仍以受托责任观为主。历史成本原则、收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等是集中体现。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引起了大规模生产经营，也产生了股份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化巨资购买固定资产，而这些资产的生产能力又不会在一个会计期间完全消耗掉，于是就有了固定资产及其折旧会计。原材料、人工与固定资产结合的产品有可能在一个会计期间内不能完工，于是有了在产品和完工产品的概念。完工产品有可能不会马上被出售，于是有了与原材料、在产品、完工产品一起构成的存货概念。企业出售完工产品，可能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形式，也可能采取赊销形式。赊销情况下有可能收不回全部货款，于是，就产生收入实现原则。当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持有期较长且物价又在变化时，就产生了这些资产原始成本是多少，后续又应如何计量，以及如何与确认的收入相配比、确定利润的概念。在确定利润时，可能涉及部分难以归属到特定的存货或固定资产，或与当期销售收入相配比而作为期间费用在确定利润时扣减的概念。当企业制造产品或自建固定资产需经多个会计期间时，就产生了这些资产的取得成本是否应包括融资成本，或是否要将相关利息费用资本化的问题。其次，是所得税法的影响。近几十年来，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都遵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分家的原则。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投资者和债权人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的信息，以利这些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而税务会计以依法纳税为目标。由于税法对收入、费用确认时间的规定可能有别于会计准则，或不同于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信息的要求，于是就产生了递延所得税会计的概念。然而，按Zeff（1973）的观点，恰巧是20世纪初前后主要西方国家企业所得税法的发展，且税法会导致真金白银的流入和流出，在工业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收入、费用、资产、负债的许多会计实务或惯例才相对刚性化，进而推动了利润表观的发展。再次，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影响。工业革命后一两百年中逐步形成一系列主要基于利润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会计实务或惯例，但当时还没有严格的会计监管。20世纪20年代末，以美国为代表，主要西方国家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前也经历了在资本市场上严重操纵利润和财务数据的狂潮）。衰退过后，美国在1933年制定《证券法》，在1934年制定《证券交易法》。后者授权成立美国证监会，并赋予其制定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规则（包括会计准则）并实施监管的权利。考虑到会计准则的制定技术性极强，由政府机构来制定既不及时，也会受政府预算的限制，美国证监会自成立后一直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代理给民间机构。自从有了美国证监会及会计准则的制定机制以后，财务会计、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行业都经历了虽曲折但高速的发展过程，其焦点是在资本市场上如何避免或扼制各种利润操纵行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利润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发展，重大经济业务的会计准则也在各种争论中逐步形成（Zeff, 2005a和b）。这一阶段一个重大的会计实务、准则和监管方面的争论是利润表是只反映当前经营成果，也即当期经营观；还是又要反映其他与所有者往来外的净资产的变动，也即损益满计观。在这个阶段中，各主要西方国家都经历过多次物价大幅变动或高通胀期，因此会计实务、准则和监管方面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财务报告应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反映物价变动的影响，若要反映是否应纳入当期经营成果。总体而言，尽管相关争论不断，相关研究也很多，但美国坚持历史成本原则，一个例外是在一定条件下存货可用后进先出法计量，另一个例外是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时会计准则基于一般购买力资本保全观，要求提供按物价指数调整的补充财务信息。相反，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的会计准则乃至国际会计准则，都允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采用体现实物资本保全理论的重估模式，生物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以公允价值为优先项。美国会计准则中都没有这些规定。
3．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资产负债表观和决策有用观为主。20世纪70年代起会计实务、准则和理论转为资产负债表观和决策有用观为主。重要表现包括：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会计要素的定义和确认都主要基于资产负债表观；越来越多的资产负债被要求用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来计量，且期间计量结果之差，倾向于立即反映在利润表中；越来越多的资产被要求计提减值准备，而不被要求确认资产价值的上升；履约成本高于约定售价时，被要求预计负债，而当履约成本下降时，不被要求确认由此带来的收益。导致这种会计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包括：主要西方国家变得较少依赖制造业，而是更多地发展金融服务业；更多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投资者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即使传统的机构投资者）。这导致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地通过资产负债的单独交易而非组合使用来逐利，并依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的变动为业绩考核的依据。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证监会破天荒地宣布，支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与金融工具相关的资产负债。据此，美国制定或全面修订相关会计准则，提出许多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计量的要求。随后，美国又推动IASB的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制定了与美国准则相同或相似的准则。伴随以上发展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主要西方国家的会计研究开始转向定量和实证研究。这种研究相当大程度基于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采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以存量变动定义收益的理论。这也是为何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以及IASC制定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时都以净资产的变动来定义所有财务报表的要素。然而，为调和资产负债观和利润观，以及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矛盾，美国一方面在会计准则中抹去了非常损益项目，因为原则和规则导向并重的相关会计准则难以扼制企业借此操纵财务业绩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开始在会计准则中采用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以反映资产负债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变动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套期部分、境外经营净投资及其套期的汇总损益便是范例。IASC也紧随其后，制定了类似的准则规定。
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资产负债表观为基础，更大程度兼顾利润表观，兼顾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尽管西方主要国家在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逐步取得经济（尤其是金融）霸主地位，但这些国家也一次次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包括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0年安然和世通等案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起的更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00年安然等案引起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成为众矢之的，引起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重大变更，包括美国颁发《萨奥法》等。相反，2008年起主要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会计并没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制定和采用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时，人们对以资产负债表观为基础、更大程度兼顾利润表观，以及更好地平衡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关系的诉求变得越来越强烈。突出表现包括：
（1）当IASB建议按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来计量某些交易或合约（如金融工具、保险合同、设定收益的养老金计划、企业合并）对资产负债的影响时，总会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2）当人们接受用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来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时，他们可能不接受现时价值的变动马上进当期损益，因此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其他综合收益。
（3）即使准则规定可将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其他现时价值变动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相关准则也可能基于种种考虑而规定其他综合收益最终应或不应回转至损益。此外，现时价值的计量方法，包括各种输入值的采用在各准则间也不尽相同，相关争论也持续不断。
（4）因为以上原因，过去十来年新制定或修订的重大国际会计准则努力满足反映资产负债特征及业务模式影响的需要，提供了较相关和真实的信息，但这些准则越来越复杂也是不争的事实。
（5）与原概念框架中财务报告目标的诸段表述中只有一段兼及受托责任观不同，IASB去年颁布的修订后的概念框架中，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各段表述都包括了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内容。在财务报表要素计量章中也明确提出既要考虑对财务状况表的影响，又要考虑对业绩报表的影响，明确提出应采用多重计量基础，并讨论了如何根据财务报告目标和质量要求，选择各种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
（6）随着经济业务、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越来越复杂，上市公司需通过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仍不断地向准则制定和监管机构要求越来越详尽的信息；另一方面，其他利益相关者一再呼吁，信息太多了，以至难以区别重要信息与否。
（7）即使会计和财务报告变得如此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在埋怨，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没平衡好资产负债表观和利润表观，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关系，财务报告难以真实反映评估企业（尤其新经济企业）经营业绩、长期盈利能力、企业价值等方面所需的信息。于是，我们注意到两个新的发展：一是上市公司、分析师等都在提供另类业绩指标、关键业绩指标、非准则规定指标之类信息，在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所规定的财务指标基础上，调整没有短期或永久现金后果、不受当期经营影响、不反映持续盈利能力的项目，如无形资产和商誉等的摊销或减值、未实现的资产负债现时价值变动、因股权激励计划而确认的人工费用等。二是企业、政府机构、社会信息中介都在建立各种信息系统，提供精细、多维、实时、可视的信息。两种发展都旨在使用者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隐患、发展前景、内在和市场价值等做出更为恰当的评估，并据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和正确评价受托责任基础上的高管任免和薪酬决策

全球银行周一面临新的洗钱丑闻，此前一批泄露的文件显示，在近20年的时间里，几家跨国银行转移了逾2万亿可疑资金。目前相关银行正设法限制此事造成的影响。

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根据BuzzFeed News获得的泄露文件撰写的报导中，总部位于英国的汇丰银行HSBA.L、渣打银行STAN.L和巴克莱银行BARC.L、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BKGn.DE和德国商业银行CBKG.DE，以及摩根大通JPM.N和纽约梅隆银行K.N均榜上有名。

尽管一些银行表示，其中许多交易发生在很久以前，自那以后，它们已经实施了强有力的反洗钱检查，但投资者显然感到担忧。

汇丰和渣打股价触及25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在今日全球股市普遍遭抛售的情况下，它们的表现较其他银行股没有差太多。

上述报导基于2,100份被泄露的可疑活动报告(SAR)，覆盖1999-2017年期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FinCen)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

近年来，在许多银行因违反规则而面临巨额罚款后，银行已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加强其反洗钱程序。它们被要求在处理任何有理由怀疑是犯罪活动的资金时，均须提交一份SAR报告。

不过，据BuzzFeed News与ICIJ和其他媒体组织合作对获得的2,100份SAR报告进行的分析发现，一些报告是在可疑交易发生几个月后才提交的，而且往往几乎没有采取其他后续行动。

Norton Rose Fulbright驻香港金融服务合伙人Etelka Bogardi表示：“这表明，管理金融犯罪风险不仅仅是提交SAR报告。”

德意志银行股价周一上午在报导发表后一度下跌超过8%，在BuzzFeed获得的文件中，该行涉及的SAR报告数量最多。

** “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打击黑钱” **

德意志银行表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的问题”，而德国财政部周一也表示，报告中与德国有关的交易已经得到了处理。

许多可疑交易都与在英国或英国海外领地注册的公司有关，这促使行动团体呼吁制定更严格的规则。

“如果政府真的关心英国的全球声誉，就必须停止给犯罪和腐败分子铺红毯的欢迎态度，并拒绝通过我们的公司和银行让他们的资金合法化，”Global Witness表示。

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犯罪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能够从他们的非法活动中获利，我们近年来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来打击黑钱”。

英国政府补充称，正在对其公司注册制度进行改革，这将要求对公司董事进行更多审查。

股价跌幅高达6%的汇丰银行也表示，报告中的信息是过去的问题，渣打银行股价下跌5%，该行称最近投入资金改善其控制程序。

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股价分别下跌2.6%和2%，这两家银行也是在报告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五家银行之一。

纽约梅隆银行对路透表示，不能对具体的SAR报告发表评论，但它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摩根大通表示，该行投入了“数千人力和数亿美元的资金来做这项重要的工作。”

** 主要财富中心 **

近年来，全球银行加大了对技术和人力的投资，以应对世界各地更严格的反洗钱和制裁监管要求。

在马来西亚发生洗钱丑闻、“巴拿马文件”曝光以及全球推动税收透明度之后，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在内的主要财富中心的数千名客户的账户被银行系统关闭。

合规专家表示，现在的部分问题是，银行很难对可疑和不可疑交易进行区分，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地提交了数百万份SAR报告，而执法机构缺乏处理这些报告的能力。

AlixPartners驻香港董事Cliff Lam表示：“许多银行都在努力应对被错误认定为可疑交易的比率较高和(现有可疑交易)积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时在交易后逾100天才提交SAR报告的现象。”

在谈论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时候，有个历史背景必须被厘清。我国独立63年，公共财政仅出现过4年的盈余，那就是1998年经济因亚洲金融危机而陷衰退以前的那4年，其余的岁月都是赤字。

而63年来，除了广场协议以后至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那十年左右的时间以外，我国的公共债务都是逐年增长的，尤其是1997/98年以后的攀升更是有一路扬长而去之势。

换言之，财政赤字和债务扩大是多年来跨政权的常态，不是偶有的失衡，所以谈财赤和国债，关键态度不是“为何又是赤字？不负责任！政府没钱了！”，反正发债券从来就是政府生钱支付开销的管道，我们其实该问“为啥事而举债？效益高过成本吗？这财赤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吗？”

当财赤以提振经济为目的，公帑都挥洒在对提高产能、深化技术吸收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起到正面激励的项目上，并为往后扩大租税打下基础的话，财赤就有自我修复和缩减的内在机制。

再说，谈论财赤和国债，也有个基本概念务必先搞懂，即国际收支都反映了国内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总吸收能力。

如果国内吸收能力趋弱，商品服务进口自会偏低，而过剩产量也会被外国消费者吸纳，国际收支就会出现顺差。

确保国债可持续性

更重要的是，当公共部门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国际收支依然出现顺差，那就表示整个私企部门多年来深陷商业投资不足的窘境。

这正是我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状况，而疫情更是对私企商业投资的另一大冲击，所以扩大财赤才是负责任的政策回应，而施政焦点就应该是强化私企的商业投资意愿和力度。

要融资财赤，政府就必须发债券。前文曾提及当下国债水平不足虑的五大理由，但对于未来国债的可持续性，却总是有一种自证预言的特征。

当债息因市场忧虑国债大增而骤然涨高的话，财赤恶化之余却又不具生产力，无法扩大税收基础以便为未来的减赤铺路，从而进一步推高市场忧虑，这样会让国债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又或者商业投资意愿因预期未来的税务负担会因为填补财政缺口之需而增加而却步的话，财赤的经济效益会被抵消，结果债是举了，钱是花了，经济却提振乏力，财赤不仅失去自我修复的功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会恶化。

债券发行应由国行认购

到底要如何在发公共债券之余，却不引发市场忧虑，也不对市场资金需求造成排挤效应，从而最大化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正面功效？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发债券的机制，从原有的债务人（政府）-债权人（投资者）的架构，扩大至债务人-国家银行-银行-零售债权人的模式。

首先，债券的首要发行完全由国行认购，这么一来国债就被货币化了，俗语也就是所谓的国行印新钞买国债。

由于国行属于政府机构的一环，支付给国行的债息最终会回到国库成为非租税收入，因而剔除了市场因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忧虑而引发抛售潮的可能性。

但这样大量印钞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吗？

姑且不论在总需求疲弱、经济陷通缩之际，制造通胀原来就是政策目的之一，关于因货币化国债而可能出现的通胀，正是国行施政可控的范畴。

持有国债的国行，随后可以通过银行体系出售国债，让零售投资者认购，把民间储蓄锁在银行体系内。

这么做有几项好处，一来身为债权人，民间可投资于风险趋零、利息回酬却比银行定期存款较高的资产，二来银行无需担忧市场资金会因政府发债券而被吸干枯，反之，被锁着的存款稳住了银行体系发长期贷款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当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那也等同于强化了国行通过调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以引导通胀的杠杆作用。

涉及共计2万亿美元转账的外泄文件披露，一些世界最大的银行曾允许犯罪者将赃款转往世界各地。

文件还显示，俄罗斯寡头曾利用这些银行躲避原本用来阻止他们将钱转向西方的制裁措施。

过去五年当中，多次出现外泄文件披露秘密交易、洗钱和金融犯罪，这是当中最新的一次。

FinCEN文件是什么？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文件（The FinCEN Files）有超过2500份文档，当中大多数是各家银行在2000至2017年间发送给美国当局的文件。银行以此来表达它们对客户行为的担忧。

这些文件是国际银行体系当中其中一些最严格保密的资料。

银行用它们来报告可疑行为，但这些资料不是任何不当行为或者犯罪的证据。

文件被泄露给了Buzzfeed新闻网站，并共享给了一个全球调查记者的团体，进而被分发给了88个国家里的108个新闻机构，当中包括BBC《广角镜》（Panorama）栏目。

数以百计的记者一直在仔细查阅这些厚重而技术性很高的文件，这里面记载的是一些银行不会愿意让公众知道的活动。

两个你需要知道的简写

“FinCEN”是“US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的英文缩写。这是美国财政部里那些专门打击金融犯罪的人。用美元进行的转账若引起担忧，就要报告给FinCEN，即使转账可能发生在美国境外。

可疑活动报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简称SAR，则是表达这种担忧的一种纪录方式。银行如果担心它的客户可能从事不当活动，银行就必须填报这些报告。报告会被发送至有关当局。

此事件为什么如此重要？

如果你有计划从一个犯罪团队那里获得金钱利益，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有地方洗钱。

洗钱就是将赃款——比如贩毒或者腐败所得的钱款——存放到一个受认可的银行帐户里，使它不会与犯罪相关联。

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寡头，西方国家已经通过制裁阻止将钱转西方，这样你也是需要做同样的操作。

银行本应该确保自己不帮助客户洗钱，或者以非法的方式将钱转移。

法律上，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提交可疑活动报告之后，又继续从客户那里接收赃款同时等候执法部门处理问题，这是不足够的。如果他们有犯罪活动的证据，他们应该停止转移资金。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成员弗格斯·席尔（Fergus Shiel）表示，“FinCEN文件”是一次“深入洞察，看看银行对于全球各地大量流通的不干净的钱”。

他还说，文件也凸显出当中涉及的巨额金钱。FinCEN文件里的文档，覆盖了大约2万亿美元的转账，而这只是在这段时间里提交上去的可疑活动报告当中涉及金额的很小一部分。

披露了什么？

• 汇丰银行（HSBC）即使是在从美国调查人员那里得知项目是诈骗之后，仍然允许诈骗者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赃款转向世界各地。

• 摩根大通（JP Morgan）在不知道户主是谁的情况下，允许一家企业通过伦敦一个帐户转移超过10亿美元。该银行后来发现，该公司可能被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缉名单前十名内的人所拥有。

• 有证据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中一个最紧密的合作者曾经利用伦敦巴克莱银行（Barclays）来躲避原本用来阻止他转钱去西方的制裁措施。其中的现金被用来购买艺术品。

• 一名向英国执政的保守党捐款170万英镑的女性，其丈夫受到了一名与普京总统有密切关系的俄罗斯寡头秘密资助。

• 英国被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的情报部门称作一个“较高风险的司法管辖区”，被认为与塞浦路斯不相上下。这是因为英国注册公司在可疑活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在FinCEN文件中有超过3000家英国公司被点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 阿联酋中央银行收到警告指一家当地公司在帮助伊朗逃避制裁，而阿联酋央行却未就此作行动。

• 德意志银行为洗钱者转移有组织犯罪、恐怖分子和贩毒者的赃款。

• 在约旦阿拉伯银行有帐户曾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之后，渣打银行仍然为该银行转移现金超过10年。

这次外泄有什么不同？

近年有过多次大规模外泄金融信息的事件，包括以下：

• 2017年的“天堂文件”——来自离岸法律服务提供者毅柏律师事务所（Appleby）以及企业服务提供商Estera的大量外泄文件。两家公司在毅柏的名下工作，直到Estera在2016年独立出来。文件披露多名政客、明星和商界领袖的离岸金融交易

• 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的外泄文档披露，富人如何通过离岸的税务制度令自己获利。

• 2015年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汇丰银行的瑞士私人银行外泄的文件显示，它如果利用该国的银行保密法律来帮助客户避税。

• 2014年的“卢森堡税务外泄”（LuxLeaks）——来自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文件显示，大企业在利用与卢森堡的税务协议来减少它们要缴纳的税款。

金融犯罪执法网的文件与上述事件不一样，是因为这次不是来自一两家公司的文件——而是来自多家银行。

文件重点显示了一系列涉及企业和个人的潜在可疑活动，也提出了问题：发现这些活动的银行为什么没有就这些状况采取行动。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称，这次文件外泄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影响调查，并对发送报告的机构和个人带来人身安全威胁。

但是，上周，金融犯罪执法网宣布议案，将大规模改革其反洗钱的程序。

英国亦同样出台计划，改革其企业信息名录，以压制诈骗和洗钱。

（一）提高站位，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对金融工作作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坚持党管金融，从战略高度谋划金融工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政治保障。要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战略决策。要加强制度化流程化建设管理，形成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风险点、研讨金融发展态势、决定金融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确保金融风险监管有力、防控得力。要强化能力本领， 提高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的金融素养和战略素养，增强对潜在金融风险的洞察力、防控金融风险的决断力、做好金融工作的组织力。

（二）深耕细作，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商业银行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解决好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要扩供给。商业银行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策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要求，紧密围绕中央关于“六稳”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重点方面，扩大总量、做大增量，继续保持信贷增长的良好势头，持续加大有效信贷投放，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阳光雨露。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二要抓重点。以江西省为例，当前江西省正在大力实施创新型省份建设，全面开展“大干项目年”活动，培育打造“2+6+N”重点产业集群，这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商业银行要抢抓这些发展机遇，加快战略布局，精准对接全省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的金融需求。积极投身“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完善与“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相配套的金融服务。响应政府号召，更加主动高效地对接江西省“2+6+N”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攻坚战行动计划。

三是扶弱项。商业银行要全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继续下沉机构、下沉服务，提高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有效满足城乡居民金融需求。进一步扩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薄弱环节的有效金融供给，解决这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不折不扣完成普惠金融贷款投放的监管要求。要全面审视信贷制度，清理对民营企业不公平的规定，做到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要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投放，支持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纯信用贷款的比重，使制造业贷款比例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更加匹配。创新抵质押融资方式，推广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保单质押等融资模式，提高贷款可获得性。适度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整合业务办理环节，推广“信贷工厂”模式，实施模板化运作、批量化审批，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商业银行要重点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推广“金融+扶贫车间”“金融+产业+财政”等扶贫模式，做优做强“产业扶贫信贷通”等扶贫产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金融力量。

四是促改革。商业银行要大力支持经济供给侧改革，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原则，用好联合授信和债权人委员会两项机制，对主业突出、治理良好、风控能力较强的企业，要充分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继续保障住房贷款的基本需要，对投机性房地产贷款要严格控制。加大主动减费让利力度，严禁巧立名目、捆绑销售、加通道等变相收费、违规收费行为，同时通过管理上的提质增效，扩大融资成本可压降空间。

（三）守牢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一是全力化解地方法人银行业机构风险。坚决落实风险化解处置属地责任，分门别类制定地方法人银行风险化解方案，推动有关设区市、县（市、区）出台帮扶政策，协调解决风险处置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优化法人机构班子结构，强化地方法人银行领导班子建设，按照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原则配齐配强配优领导班子，加强考核管理，将资产质量管控、风险真实反映、风险处置化解进度、依法合规经营等情况作为履职评价重要内容。强化财政支持力度，推动省级财政部门、各设区市政府通过财政注资、捐赠现金或优质可变现资产等方式，帮助地方法人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本土优势，通过批量收购、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地方法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处置渠道。

二是加快推进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要加快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在法院系统建立专业化金融审判团队或金融法庭，实行金融案件集中审理，提升金融案件审判效率。要提高金融案件执行效率，建立涵盖公安、税务、市场监管、海关、出入境管理、住房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的银行业案件联动执行机制，拓宽被执行人财产发现渠道，及时、全面掌握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动向，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积极开展银行业诉讼案件积案清理，定期组织开展“银行业诉讼案件积案清理专项行动”，切实解决部分案件久拖不决问题。要切实降低金融案件诉讼成本，针对银行案件数量多、金额大的特点，推动有关部门适当降低标的金额提取比例和公告费、保全费率标准。积极落实好同类金融案件诉讼费用返还政策，及时返还银行垫付的诉讼费用，对存量应退未退诉讼费用，采取先易后难、分批分期方式，逐年逐步落实。要加大失信人员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失信人员联合惩戒机制，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平台，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打击力度，优化地方金融生态。加大对公职人员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打击力度，积极开展资产查询、扣薪划款等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公职人员拖欠贷款专项清收行动。

三是严防严控重点领域风险。要切实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以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为目标，压实“三会一层”责任，配强配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提升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全面覆盖、严密有效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三大体系。要坚决防控信用风险，坚定不移地将信用风险防控作为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对表内外业务风险进行逐笔排查、全面评估，摸清风险底数，准确、真实、动态地反映表内外业务信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将逾期90天以上资产全部计入不良，依法依规计提资本、提足拨备。综合运用清收、转让、抵质押物变现、核销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最大限度追损止损挽损，化解存量风险。同时，要健全信贷管理机制，完善风控措施，突出对借款人还款意愿和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核评估，着力前移防控关口，遏制增量风险。要密切关注流动性风险，全面优化客户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加快回归主业，坚决压缩同业、投资规模及占比，降低期限错配程度。既要量入为出，合理确定资产规模和期限，也要分散风险，避免资金来源和资产投放过分集中。同时，要加大吸存力度，扩大负债来源，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地方法人机构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流动性应急预案，协调人民银行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门在必要时提供流动性支持。要大力防控声誉风险，构筑全天候、全视角、快速响应、有效应对的舆情监测处置机制，有效防止负面舆情蔓延扩散、发酵升级。要加强新闻宣传，强化舆论正面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赢得理解与支持。要高度重视信息科技风险，认真开展网络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时查遗补缺。重点围绕完善“两地三中心”，推进地方法人银行加快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数据安全、信息完整、运营连续。

（四）固本培元，切实推进银行业改革转型发展

深化改革是金融发展与稳定的内生动力和根本保障。确保银行业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进，就能够从源头上把控风险。

一要加快发展理念转向。当前银行业已进入高风险、低回报的新阶段，要借改革转型，重新审视发展理念，围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个总目标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这个大方向，遵从发展规律，制定科学清晰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战略。结合自身特点，找准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定位，聚焦目标客户，深耕细分市场，要客观评估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坚决摒弃“规模求大、地域求广、业务求全”的发展情结，坚守“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不跨区域”的经营原则，建立稳固“根据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二要加快业务模式转型。要坚持“坚持本源化、回归主业”思路，扭转投资超过贷款、表外业务发展过快的局面，这些业务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意味着隐藏的信贷风险，可能会影响金融安全。国际上一些银行过度创新，多是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模型复杂、杠杆高企，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要优化管理模式，改进业务流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吻合行情的经营路径，降低服务门槛，缩短融资链条，压降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弥补金融服务短板。对创新业务，坚持依法、合规、稳健前提，注重优化调整资产结构，增强主动负债能力，提高资产负债匹配度，积极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金融市场化改革趋势；同时，要严守依法合规底线，严堵监管套利渠道，严防资金体内“空转”，严禁游走于灰色地带。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带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二是国内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产能过剩等行业的企业贷款风险防控压力增大。我国三季度GDP增长率从6.2%下降至6.0%，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部压力，银行业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压力依然不容乐观。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九个方面问题。

（一）资本管理

资本是银行吸收损失和抵御风险的最终手段，是衡量银行稳健经营的“硬指标”。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银行需要达到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5%、8.5%、10.5%，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则分别为8.5%、9.5%、11.5%。

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还比较理想，2019年6月末这三项指标分别为10.7%、11.4%、14.1%，均显著高于监管要求，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在结构性上存在明显问题，其他一级资本占比明显偏低。从满足监管要求和降低成本角度出发，核心一级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在6.5%~7.5%左右，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贡献分别在1.5%~2%左右。2019年6月末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的贡献率仅有0.7%，明显低于合理比例。而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大幅低于平均水平。

（二）公司治理

稳健的银行体系与公司治理状况密切相关，只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才能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防范银行风险。这在历次金融危机中获得了广泛共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树立客户的信心，鼓励更加稳定的、长期的资金流入，激励董事会和经理层正确履职、实现共同目标，也可以提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没有最优，只有更优，不存在标准模式。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不能是简单地追求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是各相关方积极参与的“共同治理”，既防范内部人控制，也防范一股独大、外部人不当干预。要遵循独立运作、相互合作、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原则，推动完善银行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架构、强化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建立高效的决策和制约机制、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一是结构不完善。国内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不合理、监督机制不够有效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内部控制不能有效地运行，从而导致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实际缺失。二是缺乏管理人才。管理人才是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人员的缺失问题是阻碍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是文化建设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设定缺乏完善性，内部控制激励的政策机制没有形成，管理机制对于银行的管理程度弱化。这些问题，城商行显得尤为突出。2019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通报了部分地方中小商业银行现场检查情况，共列出8大类31个典型问题，其中“公司治理不健全、股东股权管理不规范”这一类的问题最多，共有5条，分别是：一是股东入股资金来源不合规。有的机构个别发起人股东的入股资金来源主要为信托贷款资金。二是高管人员长期缺位。有的机构董事长长期缺位，未指定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人员代为履职；有的机构监事长长期缺位。三是“三会一层”履职不规范。有的机构未按规定对高管层及成员开展履职评价，评价结果未按时报告股东大会。四是重大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有的机构发放单笔贷款金额超过资本净额1%，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未提交关联控制交易委员会审核并报董事会批准。五是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三）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不只出现在贷款中，也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表内、表外业务中，同时，信用风险贯穿整个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之中。所以信用风险管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对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金融风险意义深远。

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2.2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长3.62%，不良贷款产生速度有所放缓，整体不良贷款率1.8%，其中，中小银行不良率依然处于上升趋势，城商行由2018年年末的1.79%上升至2019年6月末的2.3%，农商行一直维持在3.95%左右的高位。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压力有所增大。截至2019年6月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90.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保持上升，接近250%，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企稳，但城商行和农商行出现下滑趋势，城商行从2018年年初的214%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149%，农商行从2018年年初的164%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131%。

从以上数据看，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压力依然较大。201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于即日起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根据报告，包商银行出现信用风险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贷款质量堪忧，以及该行贷款集中度风险较高，早在2016年年底时，包商银行的最大10家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例达到了28%。

当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控仍面临较多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潜在风险将逐步暴露。同时，当前经济处于产业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阶段，部分传统产业进入调整期，新兴产业逐步发力，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仍较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二是部分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范压力较大。全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进一步加剧，商业地产投资持续低迷，写字楼空置率上升。中小房企销售金额同比明显下滑，房地产库存压力仍然较大。个别地区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随着融资渠道收窄和存量债务集中到期，部分债务水平高、经济水平差、财政实力弱、融资平台过度依赖当地财政的地区融资平台的资金链压力持续增加。三是企业过度融资问题仍较为严重。近年来，一些企业通过开展多元化经营、提供关联担保、多渠道融资等方式获取远超实际经营需求的融资，形成债务规模大、杠杆率高、财务负担重、偿债能力弱的不良现象。在当前经济下行承压的背景下，较多企业陷入困境，出现现金流紧张。同时，商业银行也存在经营不够审慎的问题，普遍存在“垒大户”“搭便车”等情况，对企业多头授信、过度授信、贷款集中度过高等问题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四是外部风险冲击明显增强。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商业银行与进出口相关的国际融资、跨境业务等面临一定的压力。

（四）流动性风险

目前，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总体可控，2019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55.77%，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2.33%，人民币存贷比72.85%，流动性覆盖率稳步提升，平均流动性覆盖率达140%以上。但是，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现象日趋明显，大型银行长期以来扮演“批发行”角色，流动性最为充足，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一直处于高压状态，而中小银行处于资金转移链条的末端，获得资金成本相对较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大型银行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部分城商行还存在负债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同业负债、不重视基础客户导致储蓄存款比例低、期限错配严重等问题，在“去杠杆”和信用风险暴露的现阶段面临较大的流动性缺口，流动性风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商行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以包商银行为例，该行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同业负债依赖程度高，2016年年末含债券同业负债达到了41.8%，2017年年末达到了48.6%，比例惊人。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正持续、深刻地影响原有金融生态，同业刚兑被打破，市场对中小银行普遍缺乏信任，银行依赖同业负债支持资产快速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流动性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五）声誉风险

商业银行是高风险、高信用的金融企业，依靠品牌信誉和公众信心维持运转。银行声誉风险不可避免，它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银行变革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它既有不利的一面，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和损失，同时又有有利的一面。在处置事件过程中，银行、客户及媒体之间通过交流沟通，找出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办法，相互得到理解，也推动银行不断改善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的局部的风险事件也是银行实现转型发展的一个动因。特别是对于已上市的银行来说，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业务及口碑受群众和监管部门的关注也更集中。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产生，银行声誉风险突显，并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和业界的关注。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给负面金融舆情管理带来挑战，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舆情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舆论传播由传统媒体向自媒体、公共媒体方向发展。新兴的微博、博客、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种信息载体的快速发展使每个网民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极大加速了新闻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会通过网上传播发酵成不能控制的局面，给银行声誉带来巨大损害。二是线上线下互动更加频繁。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影响范围逐渐从线上转到线下，通过和传统舆论之间的深入互动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解决。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体现自上而下的舆论导向，而互联网舆情往往来自民众最底层，两者之间的互动互补，更进一步推动了舆情的发展。2019年6月，一篇名为《中年人的风平浪静，只能靠命》的文章迅速引起热议，招商银行P2P“钱端”业务负面舆情迅速传播，成为财经要闻TOP10之一，直到现在，“钱端”事件负面舆论仍在线下线上热议。

（六）市场风险

银行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市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等，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市场风险控制在银行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内，实现经风险调整收益率的最大化。现阶段，利率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风险。央行2019年8月对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行的改革，给银行带来较为复杂和综合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银行利差将会收窄，利润会受到冲击。根据2019年10月20日第二次报价结果，LPR为4.20%，总体下降幅度较小，但2019年11月5日央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利率5个基点，而存款定价机制并未调整，银行依然会面临利差进一步收窄的冲击。二是银行利率风险管理难度加大。新的LPR市场化程度更高，银行必须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独立管理利率风险，在贷款和存款定价的过程中不仅要紧盯市场利率的趋势和变化，还也需要结合客户的差异化条件和行为施行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三是银行风险偏好将重塑。一方面LPR改革后优质客户的利率议价能力较强，银行为了达到利润目标，可能会被迫上调风险偏好以追求更高的信用溢价，导致信用风险上升。

（七）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之一，但实践中，合规风险管理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不少银行还存在“发展优先、合规让位”的思想。2016年被称为“金融监管风暴元年”，近几年不断升级，强监管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2015年修订的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明确不仅要处罚机构，还要处罚人员；不仅要罚款，还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也要按违法所得数倍计算。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银监会开出罚单836张，罚没金额2.03亿元，处罚人员327人；2017年开出罚单3 452张，罚没金额29.32亿元，处罚人员1 500余名；2018年对银行业开出罚单3 813张，罚没金额20亿元，处罚人员1 500余名；2019年前三季度，对银行业开出罚单2 530张，罚没金额6.8亿元，处罚人员1 200余名，其中62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37人被处以最严厉的个人处罚——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2019年9月12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严监管的取向没有变，对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严监管不会放松。从处罚案由来看，信贷业务违规被罚最多，约占处罚案例的44%，票据、理财投资、同业业务、乱收费等也是处罚的“重灾区”，这些领域都是银行的主要业务方向，商业银行务必要严格遵守监管规定，狠抓合规建设不放松。

（八）操作和案件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现阶段商业银行在业务的经营和发展中要面对的主要风险。近年来，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了防范违纪违法案件的组织架构和内控制度，但银行操作和案件风险问题频发，其影响力和破坏力逐渐增强。比如：2016年农行 “39亿元票据案”、2017年广发银行 “侨兴债”违规担保案、2017年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向1 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案、2018年邮储银行79亿元违规票据案等。从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国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上还有较大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念和认识不足。银行监管审查部门对于操作和案件风险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措施少，而主要重视事后处置。同时，对高管的监管不足，而是把精力集中于基层员工，一旦管理层操作失误或存在道德风险，就容易引起案件风险。二是体系和框架不健全。有的商业银行未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对风险进行监测和应对，对于风险管理不集中，不能系统地对风险加于控制，对于操作和案件风险的管理缺乏完善科学的处理方法和程序。三是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引起操作风险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银行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习惯、业务能力等方面。许多重大的银行案件都是由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所造成，甚至一些系统问题也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所造成的。

（九）信息科技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金融的相互融合，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银行业务发展创新的催化剂，推动商业银行进入科技引领的新时代。在银行广泛深入应用信息科技的同时，银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信息科技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是唯一能导致业务瞬间中断的风险，一旦信息科技出现问题，轻则影响银行业务运营和客户服务，严重时可能危及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目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金融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网络安全风险。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使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任何地点、以多种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在给群众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应急中心对105款互联网金融APP进行检测，发现安全漏洞505个，其中高危漏洞239个。这些数据反映出金融机构在网络安全的管理意识、安全制度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如果一旦遭到黑客或者病毒攻击造成信息的丢失、泄露，将会使金融机构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二是基建滞后存在隐患。2014年7月1日，宁夏某银行核心系统数据库因版本严重老化出现故障，导致该行（含异地分支机构）存取款、转账支付、借记卡、网上银行、ATM和POS业务全部中断，时间长达37小时40分钟；2018年11月3日，重庆某银行机房电池老化失火引起火灾。这些事件对商业银行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如果灾备系统建设滞后，会给业务连续性带来严重挑战。三是信息系统外包引发的风险。2016年4月22日，北京亦庄某数据中心供电中断，造成某村镇银行和多家金融机构托管在该机房的所有设备宕机，服务全部中断。随着金融机构对信息系统外包依赖的程度不断增强，范围不断扩大，信息系统外包给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如何管理信息系统外包服务，如何量化服务，如何保证外包项目的质量，是金融机构在控制外包风险过程中应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县域金融说起

我们有一个团队对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持续关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目前县域这些农合机构，属于县域法人机构，存贷比大部分都在60%、70%、80%，有的能超过100%，而对这些大行的县支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的超过100%，有的60%、80%，也有相当一部分30%、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0%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贷款，只吸收存款，除过邮储，邮储还撇开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些大行在县上的支行信贷比低于20%，10%，5%，很有意见，说你光在这我这吸收存放不发贷款，就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想办法。

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决定资金的流向，要尊重市场运行结果，市场自由选择我们听市场的。反对的人把第一种看法总结为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提出不能听任市场，地方政府是有道理的，如果只在我这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贷款发放的力度太小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支持采取比较强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来你吸收100的存款，存贷比必须达到40%50%，想搞一种政府强制的比例。

当时我们团队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走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怎么办？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
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

我们团队2010年设计了县域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评估三个方面：一是信贷投放（如存贷款市场份额、存贷比、不良率等），二是提供的金融服务（如自然人和企业客户覆盖率、银行网点数量、可统计的结算交易金融增长率、税收贡献、同业评价、监管部门评价、政府评价、客户满意度等等），三是当地的金融生态（如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企业亏损面、工业用电增长率、金融债务案件结案率和执行率、居民收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情况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对该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等等），设计了45个指标。

这些指标里面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性的指标。定量的指标比方说贷款增速，存款增速，余额存贷比，不良率等等。定性的指标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机构之间相互打分，给同行进行打分，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打分。

评估的结果分四档，一档优秀，二档达标，三档需要提高，四档不合格。

这个评级体系到现在已经做了10年。评估总共追踪县域金融机构大概400家。分到D档，就是不合格类，每年一般不到10家。D档共性的一点是存贷比一般为5%，1%，0%。
存贷比低的原因：

（1）有的所在县属于国定贫困县，无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评级低，也达不到总行的信贷准入要求；

（2）有的上级行没有给县支行公司类贷款授权；

（3）有的上级行严禁对县上的酒吧、茶楼和娱乐场所放贷；

（4）力量不够，有个县支行员工12人，其中3人属于合同派遣制；

（5）有个县支行公司贷款全部为不良，农户贷款不良高，上级行停了县支行贷款业务，只收不贷；

（6）县上没有担保体系等等。

当然，存贷比低，比如为5%并不必然是不合格。有些县，县域金融生态太差，这类机构的评估也会分到前三档。地方的同志要高度关注这点，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这个不光是十年前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一级在发生，市一级也在发生，个别阶段在个别省也在发生。

尺度的把握：

一是评级的时候有弹性。把多少能够放到D档即不合格类不是没有弹性。如果强调市场自由、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就可以把越来越少的放在D档去。如果强调政府干预，就可以把更多放到D档，更多放到C档。弹性取决于大环境。

二是也要避免极端。我们观察一个县，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存贷比50%，存款6个亿，贷款3个亿，存贷比50%。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开始支援，救援资金，中央和省上资金大量朝这个县流动，这个县上几个月之内存款大量增加，虽然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贷款投放的力度比往年大，但是存贷比却还是从50%降到12%，因为援助资金流入形成大量存款。对这些指标要客观看待，不能太绝对。

第三，对这些资金从县域流出，流向地市、省会、外省，应该放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所有要素，不光是资金，可能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口都要朝一些区域集中。需要研究的一点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由于资金从基层从县域跑出的太快，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还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那么快的集中，但是资金朝大城市房地产，朝大城市大项目快速集中，催快了城市化，资金太快从基层县域流出会不会人为拉动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而且这种城市化不符合城市客观成长规律、由于催熟而问题多多？这个我没有答案，只是一个观察。

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给你投放了多少贷款。要看他投放贷款的力度，也要看他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只有你这个生态环境好了，在你这个区域大家都讲诚信了，口碑好了，钱可能才能“流”进来，钱可能才能“留”下来。

上面这两点主要讲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问题。县支行是非法人机构，下边就过渡到地方的法人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这两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设计中有的想把全省的信用社拉直，省上搞一个省级全牌照农商行，县上这些农商行信用社保持法人地位，但是省级农商行进行对其参股或者控股。有的省的方案，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各县上的联社、各县农商行变成省级农商行的县支行，即超级省级农商行模式。

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们有案例，有几个地方全市行政辖区搞了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各县信用社变成其支行。根据这么多年的数据看，这些个农商行县支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当地国有银行县支行的存贷比。当然，统一法人之后，响应地方党委的能力大大增强，主要投向大城市大项目，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县域支农支小的力度。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问题

根据央行上半年的评级，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家数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家数比重要高于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占全国中小银行的比重，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总资产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这两个都高于全国的比重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强调五点：

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越捂盖子未来的危险越增大。

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

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

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出险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坏股东，坏股东掏空银行。这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外两百年之前发生，当时商业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我们两百年之后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错误重新犯了之后，摔疼之后才纠正这个错误，还是我们吸取别人的教训，更好地避免这些错误。完善公司治理一定要把好准入关，把股东选好。

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关联交易不知道、没法查，异地贷款什么情况也不掌握，什么数据都不掌握，地方政府有一些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处置金融风险，地方要负属地责任，各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有效性也要不断地提高。

In the Treasurer’s own words, this week’s June quarter economic growth figures were “devastating”.

Australia’s economy shrank 7 per cent in just three months — that’s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next worst result on record (-2 per cent in 1974), and at least two years’ worth of good growth wiped out.

Most economists expect it will take until sometime in 2022 for the economy just to get back to where it wa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others warn it might be 2023.

Given that, and forecasts that unemployment will peak at about 10 per cent by year’s end, many people are asking why we aren’t talking about a depression instead of a recession.

There’s a few reasons.

The Depression was really, REALLY, bad

The 7 per cent quarterly fall may be the worst recorded in Australia, but those records from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nly go back to 1959.

For the year to June 2020, the Australian economy shrank 6.3 per cent, and economists generally think that’s about as bad as it will get, with most predicting a modest rebound in the current September quarter, despite Melbourne’s lockdown.

Compare that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Even though we don’t have directly comparable ABS figures, reliable estimates put the economic collap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pression in 1928-29 at 6.2 per cent — so pretty similar to what we’ve just seen.

But the economy fell a further 9.7 per cent in 1929-30 and, to rub salt into those wounds, another 2.1 per cent in 1930-31.

Economist Terry Rawnsley from SG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said it was the three years of constant, severe economic decline that marked out the Depression as unique.

“In total, the Australian economy declined by 17.1 per cent during the three-year period,” he observed.

In a 2009 speech, the now head of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David Gruen, made a similar observation comparing the Depression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at turned a recession in the 1930s into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the continued collapse in economic output for the subsequent two years, before recovery took hold in 1933.”

The continued falls in economic activity saw unemployment surge from 4.2 per cent to a peak of almost 20 per cent, and then remain above 11 per cent until the mid-1930s.

This high level of unemployment in turn meant fewer people with incomes to spend, which prolonged and deepened the downturn.

Unemployment didn’t drop back pre-Depression levels until the mass mobilisation for World War II.

Right now, unemployment is officially 7.5 per cent and expected to rise to about 10 per cent by year’s end.

The real rate of joblessness is probably above 11 per cent, and there is a lot of underemployment, but it is not as bad as during the Depression.

So, unless we have to endure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fifth waves of COVID-19 without a vaccine or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current downturn looks likely to be a lot shorter and less severe than the Depression.

And, even if we end up experiencing an economic decline similar to the Depression, remember that we’re starting from a much higher base, with average incomes at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round a fifth of what they are now, in real terms.

Governments weren’t much help in the Depression

Economic mismanagement played a key role in turning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and the recession that followed in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classical economic approach involved reducing wages and trying to balance their budgets,” Terry Rawnsley explained.

“All of which just further reduce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economy and worsen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ot only did governments generally slash spending in response to their falling revenues and rising debts, they also didn’t provide even much basic support for the growing ranks of unemployed.

In his 2009 speech, Dr Gruen observed that Commonwealth unemployment and sickness benefits weren’t introduced until 1945.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state governments had a support payment called ‘the susso’, short for sustenance payments,” he said.

“These varied by state but provided bare minimum support, with strict controls on what could be purchased with the coupons provided.”

They didn’t pay the rent, which saw many shanty towns and tent cities spring up around the country, and inspired this children’s ditty:

We’re on the susso now,

We can’t afford a cow,

We live in a tent,

We pay no rent,

We’re on the susso now.

The contrast with the modern response to severe economic downturns couldn’t be more stark.

In early 2009, the Rudd government announced a $42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to help offset the effec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unlike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Australia avoided recession.

That stimulus has already been dwarfed by the Morriso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OVID-19, just as the initial economic downturn from the GFC has been dwarfed by the global coronavirus-induced recession.

In his July update to Parliament, Treasurer Josh Frydenberg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providing “economic support for workers,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of around $289 billion”.

This week’s National Accounts show that record government subsidy payments of nearly $56 billion were made in the June quarter alone.

The combination of cash handouts and a coronavirus boost to welfare payments, along with an increased number of unemployed on JobSeeker, saw a stunning 41.6 per cent jump in social assistance benefits.

Despite a record 2.5 per cent drop in wages, the extra welfare payments meant the 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 rose 2.2 per cent.

The Depression was an economic crisis

Another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VID recession and the Depression is implied by the former’s name.

While Australia’s economy wasn’t going great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hit — the 0.3 per cent slide in GDP in the March quarter pre-dated most of the lockdown effect and even got a boost from panic grocery buying — it wasn’t in crisis.

Debt the common factor

However, while this recession was triggered by a health crisis, there is a real risk it could morph into a financial one.

If that occurred it could see a short, sharp recession morph into a longer-term depression.

The main risk of this happening is one of the same factors that made the Great Depression so severe — debt.

Back in the 1920s, in the lead-up to the Depression, Australia’s problem was public debt.

“Total government gross debt was already well over 100 per cent of GDP before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Dr Gruen explained.

“With fixed interest loans denominated in pounds sterling these levels increased to a peak of 205 per cent of GDP in 1931–32.”

The Government debt was so high that the UK’s banks — our main financiers at the time — didn’t want to lend us any more money, especially once the Depression hit. They wanted repayments instead.

Customers now expect banks to maximize digital interactions and come up with digital alternatives for their day-to-day banking needs as they are now more open to trying out a new app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last few years, banking as an industry has seen a massive move towards digitization. Traditional banks are challenged by new-age, digital only banks that rely on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banking experience with a hyper-personalised digital first approach. In addition, banks need to boost their Return on Equity, bring down Cost to Income ratio etc. in order to stay competitive. Banks have also been facing threats from new entrants such as Google, Amazon and other technology companies looking to enter this space. COVID-19 has accelerated some of these trends, like changed customer behaviour and adaptation of newer tools and technologies by the banks.

Surveys observed rapid increase in customer reluctance to visit branches and they are inclined to try out newer tools to meet their banking needs. Banks have been closing branches globally at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itigroup closed about 100 branches and JP Morgan, the largest bank in the US closed about 1000 branche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Customers now expect banks to maximize digital interactions and come up with digital alternatives for their day-to-day banking needs as they are now more open to trying out a new app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Digital Banking – Way Ahead

In the post COVID world, digital banks will need to replace many of the customer’s existing trans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bank by improved use of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is, they will need to build a robust, scalable technology platform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Omni Channel

Banks need to ensure that their channels are streamlined to ensure seamless and superior customer journeys across channels. Traditionally, banks have had siloed channels with customized workflows and support. This approach is inherently inefficient and leads to broken customer journeys, staff and customer dissatisfaction and increased costs. To achieve a true omni-channel experience, banks have to re-engineer their platforms to be digital first. Workflows, customer journeys and experiences should be orchestrated through a central hub and then distributed to individual channels.

Mobile banking will be at the heart of omni-channel banking soon. An added advantage of mobile banking is that it can offer near real-time communication avenues to banks. Also, access and authentication can be handled through a mobile’s in-built security mechanism. Banks should focus on generating omni-channel experiences that are mobile friendly and can be repurposed across other channels.

-Modular Banking

Customers expect increased dynamism at the front end. However, legacy bank systems are monolithic in nature leading to potential delays in implementing changes, increased time to market for new products along with an unpredictability of outcome.

To address this, banks must focus on decoupling existing monoliths to begin with. However, this will not be enough for banks to compete with digital only banks. Banks will need to incorporate a platform that at its core is “digital first”. This means the breaking down of functionality into smaller components that can be combined to alter processes and products as needed.

Having a truly “digitally advanced” platform will allow P&L owners within the bank to design and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functions to develop and deliver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rapidly.

-Open Banking

Traditionally, banks didn’t require to share data with competitors or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Some banks used their data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s and products, however there was no obligation for them to share this data with third parties or competitors. Open Banking and PSD2 have changed this in Europe and it is now likely that regulators world-wide would follow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and require banks to get acccess to the customer data to third parties and competitors based on customer’s consent.

Open Banking will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banks that are open to alliances with Fintechs and other third-party products, thus offering customers an end-to-end experience. Banks will need to open up their APIs and tap into third party capabilities to dramatically improv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build deep,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ustomers.

-Intelligence Driven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customer service, cross-selling and recommending products to the customers have relied on a “One size fit all” approach. With a bigger scale, financial penetration and reduced customer interaction, there is a clear opportunity for banks to use data to personalize customer experiences, recommendations, and services.

By integr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customer data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interaction, behaviour, application usage etc.), banks can create unique experiences for each customer by levera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Cognitive Computing, Machine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tc.

In the post-COVID world, customers will need to feel unique and cared for even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banks over digital channels.

Digital Banking experience will be a game changer for enhanc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post-COVID. Banks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view and invest across all pillars of digital banking to retain existing customers and acquire new ones.

Total lia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increased to Rs 101.3 lakh crore at end-June 2020 from Rs 94.6 lakh crore at end-March 2020,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on public debt.

The total debt of the government stood at Rs 88.18 lakh crore at end-June 2019.

Public debt accounted for 91.1 per cent of total outstanding liabilities at end-June 2020, the quarterly report on public debt management released on Friday said.

Nearly 28.6 per cent of the outstanding dated securities had a residual maturity of less than five years, it said, adding the ownership pattern indicates a share of 39.0 per cent for commercial banks and 26.2 per cent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at end-June 2020.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current fisca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d dated securities worth Rs 3,46,000 crore as against Rs 2,21,000 crore in the same period a year ago.

The weighted average maturity (WAM) of new issuances stood at 14.61 years in the quarter as against 16.87 years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e last fiscal, according to data collated by Public Debt Management Cell (PDMC).

During April-June 2020,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aised Rs 80,000 crore through the issuance of Cash Management Bills.

The Reserve Bank conducted one special OMO involving simultaneous purchase and sale of government securities for Rs 10,000 crore each during the quarter ended June 2020.

The net average liquidity absorption by RBI under 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 (LAF) including Marginal Standing Facility and Special Liquidity Facility was Rs 4,51,045 crore during the quarter.

G-Sec yields have shown a moderating tren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fiscal with the rate declining to 5.85 per cent compared to the weighted average yield of 6.70 per cent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This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several developments namely a sharp decline in crude oil prices during April 2020, reduction in the repo rate by 40 basis points to 4 per cent by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on May 22, 2020 and surplus liquidity conditions in the market,” it said.

Central government dated securities continued to account for a major share of total trading volume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with a share of 74.0 per cent in total outright trading volumes in value term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current fiscal.

The gross fiscal deficit (GFD)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2020-21 has been budgeted at Rs 7,96,337crore or 3.5 per cent of GDP as compared to the revised estimate of Rs 7,66,846 crore (3.8 per cent of GDP) and the provisional estimate of Rs 9,35,635 crore (4.6 per cent of GDP) for 2019-20.

During April-June 2020, fiscal deficit at Rs 6,62,363 crore worked out to be 83.2 per cent of the budget estimate as compared to 61.4 per cent of the budget estimate in the corresponding quarter of 20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