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ankr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usage of local currencies in Japanese trade in Asia by utilizing a large-scale firm-level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2018 on Japanese overseas subsidiaries in Asia and to discover why the usage of Asian currencies has increased recentl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with respect to the choice of invoicing currency, subsidiaries with large sales tended to choose the U.S. dollar while those with small sales tended to choose the yen or local currency; second, subsidiaries established for sales to the local market tended to choose the local currency; third, overseas subsidiaries tended to unify the transaction currency on both the import and export sides, a practice called the natural hedge; fourth, subsidiaries with large local currency borrowing, a high share of local procurement, and a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firms who try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measured using local currency, tend to adopt local currency invoicing.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ole of the U.S. dollar as the main invoice currency is in decline, as Japanese exporting firms move away from using Asian subsidiaries as a platform to ex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creasingly use Asian subsidiaries as a local sales base in Asian countries and an export platform to China and back to Japan.

Abstract

Since the burst of the bubble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tock and real estate prices collapsed in Japan. Am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ity banks were impacted the most. As a result, city banks reduced lending markedly, whereas regional banks kept credit flowing to borrowers. We use the plant-level data from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o examine how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hare of city banks influenced plant survival. Using the historic share of city banks for each prefecture, we show that survival rates of plants in the mid-1990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refectures with a high share of city banks. However, prefectures that underwent aggressive restructuring of city banks saw no improvements in employment and the prevalence of zombies as well as the reduction of regional markups and productivity.

摘要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历了一次持久而严重的银行危机。本文试图说明什么样的公司最有可能因为银行危机而垮掉。通过使用股票价格数据，我们计算了1995 年以后银行危机中重大的历史日期前后，非金融公司的非正常报酬(abnormalreturns)。我们研究的事件包括用来处理银行危机的各种政府行为，国际等级评定机构对银行评价的下降以及银行合并。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公司对银行业的事件都一样的敏感。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小公司，它们利润不高、属于非高科技行业、有高度财务杠杆(high leverage)，对债券市场的参与有限。这些发现与宏观经济学中的“信用紧缩”理论是一致的，根据这个理论，当银行减少贷款的时候，信誉有限的小公司是受影响最大的。我们的结果也符合那些认为银行债务对金融创新并不很重要的理论。

「大インフレが終わったのは、彼が議長を務めている間にとった非常に強力な措置のおかげだ」――。米連邦準備理事会（FRB）のパウエル議長は17日、教師や学生らとのオンライン討論会でお薦めの本を問われ、2019年に亡くなったポール・ボルカー元FRB議長の「ボルカー回顧録」を紹介した。

パウエル議長は「ボルカー氏は常に自分が正しいと思うことを実行し、歴史に判断を委ねた。非常に不人気で批判も浴びたが、仕事に専念し、静かに立ち去った」と先人の足跡を評価した。もう1冊、パウエル議長が薦めたのは、金融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ロジャー・ローウェンスタイン氏によるFRB誕生に関する著書だった。

如果想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以及外汇储备货币，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德国黑森州-图林根州州立银行首席经济师特劳德（Gertrud Traud）说，这些条件包括这种货币必须是国际认可的支付货币、价值稳定、同时可以作为计算单位或者相应于其它货币可以绑定汇率的参照货币。

她说：“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外汇储备。”也就是各国央行为了能够干预外汇市场(例如利用外汇购买本国货币，从而达到保护本国货币价值的目的)而持有的外汇储备。

从这个角度看，美元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为全世界约60%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欧元的占比约为20%。英镑和日元分别占有一定的比例，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大约为2%。

外汇=美元

特朗普在任时期经常抱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很不公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专家科列夫（Galina Kolev）说，加大政府财政开支同时却又降低税率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之间，美国国家债务增长了3.2万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也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提供了资金。在上述时间段，外国投资者购买了838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2019年年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6.8万亿美元。形成这种发展结果的原因也是因为投资者们对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拥有信心。

权力和信任

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主导地位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在这之前英镑被看作是世界支付货币。在二战中欧洲经济被严重削弱。1944年召开的布林顿森林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定，实施“固定汇率”使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一体系维持了30年，直到70年代完全崩溃。

从那时起原本不再存在正式的储备货币，可是美元却占据着主导地位。德国财富管理公司HQ Trust首席经济师海泽（Michael Heise）说：“尽管历经了那么多次动荡，美元仍是世界上非常稳定世界第一的货币。”投资美债和美元被看作是具有较强的避险功能，因此还是有很多投资人愿意投资美元。

区域货币欧元

此外，资本市场非常广阔，这是欧洲货币区无法提供的。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海德兰德（Tobias Heidland）说：“欧盟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像国债这一类的安全投资形式。德国或者荷兰国债无法完全满足对欧元投资的需求。”欧元区内部的协调工作还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不过，随着新冠疫情重建基金引入的单一欧元债券的推出，这种情况可能会逐渐改变。

到目前为止欧元最多还只具有区域性意义。除此之外出于历史的缘故，西非一些国家的货币与欧洲捆绑。他们将本国货币通过法国央行与欧元绑定。海德兰德说：“不过现在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西非人想解除这种捆绑，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以便推动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元依旧仍会保持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地位。但是多数外汇问题专家们都认为，鉴于美国债务水平很高，再加上拜登政府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会导致债务水平再次上升，因此美元将会有所变弱。但是只要美国的支付能力没有被质疑，那么美元的主导地位就可能维持存在。

回顾2020年时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造成许多困难的一年里越南金融投资市场依然取得突出结果。

扭转下滑局面、实现令人印象增长的一年

越南证券市场经过“Covid-19年”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蓬勃复苏、成交额创历史新高，新投资者数量猛增，令股市管理界、专家感到惊讶，大喜过望。

截至2020年12月17日，证券市场的融资总额为383.6万亿越盾，同比增长20%；股票市场日均交易额为7.056万亿越盾，同比增长51.5%；债券市场日均交易额为10.247万亿越盾，同比增长11.3%；股指期货VN30合约产品日均交量额为15.7314万手，同比增长77%。

截至2020年11月30日，越南证券市场的总市值超过6110万亿越盾，创历史新高，占GDP的101.33%，超额完成占GDP 70%的目标。由于证券市场的蓬勃复苏势头，加上利率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投资资金涌入证券投资渠道。新增投资者数量创历史新高。

截止2020年11月底，投资者开户数达33.2886万个，其中个人投资者新开户数为32.9452个。

大量新投资者参加交易助推股市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20年6月15日，成交额达近23.562万亿越盾。2020年10月日均成交额超过10万亿越盾。

2020年7月29日衍生市场成交量也创历史新高，为35.6033万手。2020年11月10日未平仓合约(Open Interest)成交量最多，为5.2767万手。2020年VN30 股指期货合约日均成交量为16.3万多手，同比增长84.27%。截至2020年11月底，衍生品合约账户为16.1992万个，其中，新开账户共7万多个，创4年来新高。

关于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尤其是私募债券市场积极经过爆发型增长的一年。今年11月份，公司债券成交量同比增长25%。2020年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7%，其中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1%，非寿险保费收入增长7%。

证券市场呈爆发性增长势头，取决于银行下调贷款利率及以更低的利率放贷，加上对服务业、房地产、黄金、外币等其他渠道的投资机会底、利润小。

全社会投资总额上涨 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2020年全社会投资总额同比增长5.7%，创2011-2020年阶段新低。

2020年以现行价格的全社会投资总额达2164.5万亿越盾，占GDP的34.4%。其中，国有部门投资额为729万亿越盾，占33.7%，同比增长14.5%；非国有部门投资额为972.2万亿越盾，占44.9%，同比增长3.1%，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为463.3万亿越盾，占21.4%，同比下降1.3%。

2020年运用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 为14.28，2016-2020年阶段为7.04。

吸引外资下降 对外投资上涨

截止2020年12月20日外国投资商新批、增资及出资、购买股份总额达285亿美元，同比下降25%。

越南外国直接投资（FDI）实际到位资金达近200亿美元，同比下降2%。

越南对外投资项目共119个，投资金额为3.18亿美元，增资项目共33个，增资资金2.72亿美元。越南对外投资与增资总额为5.9亿美元，同比增长16.1%。

国家财政收支进度缓慢 财政预算投资资金到位加速

2020年年初至12月15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约达1307.4万亿越盾，完成全年计划的86.5%。

国家财政支出额为1432.5万亿越盾，完成全年计划的82%。

国家财政预算投资金额增加，创2011-2020年阶段新高。这是加强落实和发放公共投资资金以在越南控制好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维持经济增势所取得的结果。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涨4.99-5.99%。2016-2020年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累计为3.8-3.9%。

破产企业、停产企业、新注册企业及复工复产企业数量均上涨

2020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同比下降2.3%，平均注册资金为166亿越盾，增长32.3%。此外，增资企业共3.95万家，增资资金总额为3341.9万亿越盾；复工复产企业共4.41万家，同比增长11.9%。2020年新注册及复产企业为17.9万家，同比增长0.8%；月均为1.49万家，破产企业月均为8500家。

预计，81%企业认为2021年第一季度营商情况同前一季度相比更好或稳定。
通胀率、汇率及金价都上涨

2020年第四季度，CPI同上一季度相比增长0.22%，同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长1.38%。

2020年12月基本通货膨胀环比增长0.07%，同比增长0.99%。2020年基本通胀率环比增长2.31%。

国内市场黄金价格随着国际金价的波动而波动不稳。2020年12月份黄金指数环比下降0.83%，同比增长30.95%，2020年黄金指数同比上涨28.05%。

2020年12月份美元指数环比下降0.23%，同比下降0.09%。2020年美元指数同比下降0.02%。

应该强调的是，2020年通货膨胀的主要来自于货币通胀及输入型通货膨胀，最大限度地缓解由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施加的压力。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服务消费额为5059.8万亿越盾，同比增长2.6%。

银行利润高 坏账余额猛增 利率猛降

2020年是银行系统因向企业及个人在Covid-19疫情后恢复生产经营提供便利而要面临种种困难并承担重要责任的一年。
国家银行调整基准利率，越盾贷款年利率同2019年底相比趋于下降。针对部分领域的越盾短期贷款年利率为4.5%，美元贷款年利率为3-6%。

据国家银行，截止2020年11月，各家信贷机构基本上为27.2183万名顾客重新安排债务，贷款余额为341.855万亿越盾。此外，为55.2725万名顾客减免或下调贷款利率，信贷余额为931.018万亿越盾。从1月23日至年底，向35.6385万名顾客以优惠利率发放2017.761万亿越盾。

截至2020年12月21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2019年底相比增长12.56%；各家信贷组织融资额增长12.87%；国家经济信贷增长率为10.14%。

银行业当今面对的最大担忧就是大额的坏账。虽然2020年第三季度末，许多银行实现正增长，但今年各家银行有关坏账及风险准备金的报告尚未切合实际，因为按照越南国家银行关于信用机构、外国银行分行延长还款期限、减免利率、保持债务组，旨在向遭受Covid－19影响的客户提供帮扶的第01/2020/TT-NHNN号通知，他们获许不改变债务组。安平证券公司（ABS）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9月30日统计数据显示，27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坏账为11.1万亿越盾，同年初相比增长29.5%，其中第三债务组（标准之下的债务组）猛增，高达70%。

特别，在Covid-19疫情到来的种种困难的背景下，多家银行努力完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三大支柱，已经充分体现他们主动应付与提高坏账风险管理能力。最近，本越股份商业银行（Viet Capital Bank）成为提前完成Basel II的三家银行之一。此前，越南外贸股份商业银行(Vietcombank)、越南东南亚股份商业银行（SeABank）、越南国际股份商业银行（VIB）、越南先锋银行（TP bank）、越南兴旺股份商业银行（VPBank）及越南航海股份商业银行（MSB）也对外公布完成上述三个支柱。

迄今，大多数信贷机构按照关于国内银行、外国分行资本充足率规定的第41/2016/TT-NHNN号通知采用资本充足率。其中，18个信贷机构获得国家银行的允许按照第41号通知中提前采用资本充足率，7家银行完成Basel II的三个支柱。

与此同时，其余银行也正在积极提高资本规模及改善资产负债表以能够按照第41号通知采用资本充足率并完成Basel II三大支柱。采用Basel类似的风险监管国际标准和惯例是各家银行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的先决条件。

2020年国营银行迎来增加注册资本、提高服务于增长的资金发放能力的机会。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Agribank）获得国会允许使用财政预算增加注册资本。从国家财政拨出的款额相当于2020年该银行上交的税后利润，最多为3.5万亿越盾。

为国营银行增资是紧迫性任务，因为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援助企业及国民经济渡过Covid-19的困难时期。若不及时获得增资，他们将被股份商业银行远远地甩在后面。

随着疫情得以控制，2021年下半年银行业有望呈现可观的复苏势头。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相比传统的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更广、成本更低、商业可持续更强，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减缓贫困、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与贫困的缓解、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等方面，较少涉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能否有效服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地区这一问题。从实际发展看，如果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慢，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得到了长足发展，则可能意味着政策目标发生偏移、金融资源供需不匹配、资源投放不精准，同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并未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因此，厘清这一问题，对评估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效果以及明确“十四五”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重点放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方面，即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这对于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实施效果、辨别其发展是否出现了目标偏移以及明确发展薄弱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与传统的普惠金融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于数字技术，打破了金融服务的地理限制，拓宽了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边界，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不仅如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空间依赖性。在研究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时，不能忽视两者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拓宽了研究的边界。

第三，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响应的异质性与区域的异质性影响，通过细分层面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响应的差异。

研究发现

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偏差。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集中在中西部，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也集中在中西部，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具有不相匹配的特征。

第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还没有及时响应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显著为负，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金融知识的缺乏，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条件较为匮乏。研究结果同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开始处于跨区域的技术共享、协同发展阶段。

第三，软硬件支撑是数字普惠金融响应机制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需求拉动的效果不明显。数字设备的普及、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完善了金融基础设施，普及了金融知识，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精英俘获”现象的存在和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地位，城镇化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细分维度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是负向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薄弱点；数字化水平则正向响应了需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的人群不够多、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够多样，是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没有及时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第五，西部地区通过创新数字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东部地区依托其经济、产业链、商业场景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性，均及时响应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尚未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启示与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努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这是现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薄弱点，可运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扩大农村地区数字设备拥有率，推动县域与农村地区政务、电子商务、制造业、物流、农业、医疗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基础。金融机构需要根据本地区小微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业务与生活场景，利用数字技术针对性地开发金融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与现有金融设施的支撑作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服务提供商应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跨领域协同完成新兴技术与金融的紧密结合，在产品创新、流程优化、风险定价、服务完善等领域，进一步满足中小微企业和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时，数字金融机构应依托现有传统金融和民间金融设施，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与数字技术，提高金融需求者的数字技能和风险意识。

第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地理格局上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集聚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层次，同时促进技术、资本、人才向中西部地区的合理流动。中西部地区应在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承接东部生产要素转移的同时，通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和金融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如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地区中心，充分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一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