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开始受到少子老龄化的影响。1月17日发布的201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6.1％，比2018年下降0.5个百分点。

引人关注的是，因美国加征关税而受到打击的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为5.7％，仅下降0.1个百分点，而服务等第三产业则降至6.9％，下降0.7个百分点。

背景是内需的低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至3.5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1.5个百分点，创出30年以来的低水平。而支撑增长的仍是外需，贡献度从2018年的负0.6个百分点改善为2019年的0.7个百分点。

1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萎靡原因可以通过手机的销售动向看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的手机供货量为3亿8900万部，连续3年低于上年，与2016年相比，降幅达到1亿7千万部。

实际上，在最近短短3年时间里，18～30岁的年轻人减少了3千万人。199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深化，1999年出生人数为1400万人，仅为1990年出生（2800万人）的一半。智能手机、汽车和服装不畅销，主要原因之一是消费意愿旺盛的年轻人的减少。

中国1月17日公布的2019年出生人口数为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连续3年减少。显示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数量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方面，2012～2016年的平均值为1.2左右。育龄期女性将在截止2025年的10年里减少约4成，今后出生人口数将继续减少。

在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13亿人）后转为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抑制了出生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2010年上升至75%，比日本（峰值时的70%）还高。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扩大的话，将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中国过去最大程度享受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情况发生逆转。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农民工”人数也已经触顶。从农村流入的人口在城市地区产生了大量的住房需求。但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外地生活的“流动人口”在2019年底为2.35亿人，连续5年减少。这是因为越来越多老龄化的“农民工”返回家乡。

中泰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2023年前后开始人口动态将成为经济的下行压力。这是因为达2700万左右的1963年出生人口将迎来60岁退休年龄。在中国，1962～1976年出生人口是每年的人口数在2千万人以上的中国大量出生的一代。中国严格实施60岁退休制度，假设将15～59岁人口定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从202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将减少约1千万人（约1%）。

问题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而中国整体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未富先老”情况。在日本劳动年龄人达到峰值的1995年，也有受到日元升值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而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还不到美国的7分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