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的经营困局

中小银行奋力挣扎走出寒冬、迈向新生的共同命运。

5月至今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已有三家银行被监管层实施托管或战略重组——包商银行被委托至建行托管；锦州银行引入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及长城资产；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恒丰银行。

似乎突然间，中小银行被集体置于聚光灯下。事实上，中小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罚单、股权流拍、评级下调等问题早已在业内引发关注。

有分析认为，以地方政府及企业债务问题的周期性困难为“导火索”，到明年年底之前，债市流动性趋紧或将造成部分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类似的托管或战略重组事件大概率仍会发生。

整体来看，中小银行存在着诸多经营困局。

一是公司治理不完善。许多农商行的高管仅是短期借调、代理或指派任命，对当地经济结构、产业人文并不熟悉。“有些根本不懂金融，连巴塞尔协议都不知道，怎么管理好银行？”一位城商行行长李明无奈地说。

甚至，一些中小银行已变异为地方政府、大股东的“提款机”，包商银行就是典型代表。“因此很多风险事件表面上是信用风险，本质是操作风险。”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说。

二是行政色彩过重，致使业务“跑偏”。前述包商银行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所在部门近九成业务是行领导授意而非自主开展。“我们做的不是市场化业务，而是领导指派的任务。”

三是负债结构欠佳，同业负债占比过高。此前，同业业务曾是中小银行实现跨地区扩张的重要工具之一，也造成了中小银行对同业负债的高度依赖。随后，金融去杠杆、削减同业套利的监管政策，直接导致中小银行“断粮”。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包商银行同业负债占比约44%。截至2018年底，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分别为34%、31%。

这使得部分中小银行只能通过投资高风险、高收益资产或进行错配，以弥补前端高额的资金成本，却造成了风险的进一步积聚和叠加。

四是资本金呈现缺口，亟需补血。截至2018年末，桐城农商行母公司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0.23%和2.28%，均严重低于监管要求；截至2018年6月，贵州乌当农商行的一级资本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跌为负数，均为-1.36%。此外，紫金农商行、甘肃银行、温州银行、吉林蛟河农商行等的资本充足率均在监管红线徘徊，亟待补充资本。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启用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可转债等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缓解资本金压力，但市场对中小银行却不甚友好。“发行成本高，且发行后无人问津。包商事件之后甚至要溢价很多才有人询问。” 广东省一农商行董事长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