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相比传统的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更广、成本更低、商业可持续更强，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减缓贫困、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与贫困的缓解、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等方面，较少涉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能否有效服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地区这一问题。从实际发展看，如果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慢，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得到了长足发展，则可能意味着政策目标发生偏移、金融资源供需不匹配、资源投放不精准，同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并未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因此，厘清这一问题，对评估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效果以及明确“十四五”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重点放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方面，即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这对于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实施效果、辨别其发展是否出现了目标偏移以及明确发展薄弱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与传统的普惠金融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于数字技术，打破了金融服务的地理限制，拓宽了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边界，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不仅如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空间依赖性。在研究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时，不能忽视两者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拓宽了研究的边界。

第三，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响应的异质性与区域的异质性影响，通过细分层面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响应的差异。

研究发现

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偏差。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集中在中西部，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也集中在中西部，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具有不相匹配的特征。

第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还没有及时响应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显著为负，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金融知识的缺乏，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条件较为匮乏。研究结果同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开始处于跨区域的技术共享、协同发展阶段。

第三，软硬件支撑是数字普惠金融响应机制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需求拉动的效果不明显。数字设备的普及、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完善了金融基础设施，普及了金融知识，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精英俘获”现象的存在和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地位，城镇化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细分维度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响应是负向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薄弱点；数字化水平则正向响应了需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的人群不够多、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够多样，是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没有及时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第五，西部地区通过创新数字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东部地区依托其经济、产业链、商业场景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性，均及时响应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尚未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启示与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努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这是现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薄弱点，可运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扩大农村地区数字设备拥有率，推动县域与农村地区政务、电子商务、制造业、物流、农业、医疗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基础。金融机构需要根据本地区小微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业务与生活场景，利用数字技术针对性地开发金融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与现有金融设施的支撑作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服务提供商应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跨领域协同完成新兴技术与金融的紧密结合，在产品创新、流程优化、风险定价、服务完善等领域，进一步满足中小微企业和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时，数字金融机构应依托现有传统金融和民间金融设施，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与数字技术，提高金融需求者的数字技能和风险意识。

第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地理格局上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集聚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层次，同时促进技术、资本、人才向中西部地区的合理流动。中西部地区应在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承接东部生产要素转移的同时，通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和金融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如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地区中心，充分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一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